“武昌起义”后的华州城乡

辛亥革命网 2021-01-14 14:01 来源:《杨钟健回忆录》 作者:杨钟健 查看:

一九一一年阴历八月十九日(即阳历十月十日)后,武昌起义的革命运动很快地传到陕西,华县距省城只有二日路程,那时哥老会一类的人在活动,他们以鸡毛作传帖,消息辗转相传,十分迅速。

  一九一一年阴历八月十九日(即阳历十月十日)后,武昌起义的革命运动很快地传到陕西,到处惶惶不可终日,各地随时有发生起义的可能。到阴历九月一日,西安亦随武昌而起义,城门关闭,大杀满洲人。华县距省城只有二日路程,消息传得很快,那时哥老会一类的人在活动,他们以鸡毛作传帖,消息辗转相传,十分迅速。

清朝末期的华州城 自三续华州志

  我父亲仍留在华县教育研究会附小内,此时,局势不安,家家接其子弟回家,学校已上不成课。此次变乱发动者是进行民族革命,要推翻清朝,而传到陕西各地,多少变了些性质,除革政府之命之外,不少人乘机反对一切新的东西,所以打洋学堂亦成其目标之一。乡下人不满意于革新,凡是革新措施也成了反对的对象。我父亲在县办新教育已有数年,当然有人对他不满意,不了解,所以有“起手不起手,先洗潭峪口;杀完不杀完,先杀杨鹤年”的传言。我父亲心里是雪亮的。省上革命运动的主持人为郭希仁先生,他和我父是好朋友,这一空前的革命运动,他必然知道若干内情。后来革命军到华,他对我父亲的作为当然心中有数。

  到农历九月六日晚,天已昏黑,父亲一人从县里回来,在我祖母床前叙述县中景象,说是有当晚起事之说。果然,到半夜有人说县城已起大火,在堡中城上可以看见。大家以为世事已乱,必须作逃难准备。我家为众矢之的,更不可不逃。逃跑之法不外二途:一是入潭,一是在村南竹园中躲避。家中此时已乱成团,我祖父和我祖母决定在家留守,其他人均须入山。这几天因为天天恐慌,住县城附近的亲戚到我家避难者甚多,因我村在南山口,随时可以入山,比大路附近较为安全。

  这一夜于昏暗中,我随父亲等人出发逃难,每人身上带些干粮,入山走高低不平的山路,十分吃力。沿途逃难的人络绎不绝。进山后,到了最险要的水潭边,大家走得也慢了,累了还在这里略作休息。此时,天已大亮,计算里程也不过走了二三里路。幸而起身时已尽量把棉衣穿上,所以虽然北风刺骨,还不感到十分冷。

华州潭峪峡谷 龙耳山人摄

  也不记得在山上呆了多少时间,又要折回家中,大约是村中人上来报告,县里和乡下情形并不严重,所以又回去。现在想来,这种逃难十分幼稚。如要跑,至少需要入山十余里找到人家安身,决不能在荒山坡上过夜,而且衣食均成问题。事实上,因妇孺太多,行动不便,且各人也不忍心放弃家庭去当难民。在盲目逃跑了一阵之后,大家便踟蹰不前了。“回去,回去,死也回去!”成了大家一致的心情。

  华县城里的情形大致是这样的:当夜许多暴民入城起事,先烧了衙门的大堂,又到学校大肆捣毁。究竟什么人是首领,现在也记不清了。那时华县还是华州正堂,州长为四川人杨立潮,由兴平县调来不久,年已六十多,人很博学,一脑子的忠君爱国思想,当然不同情于革命。情形危急时,他曾召县中绅士讨论,宣布自己“城存则己存,城亡则己亡”的决心。事情发生前一天,他将我父亲叫到衙门,付以现银若干,意思是托以后事。我父得此银,觉得放到学校甚不妥当,才于当晚昏黑中携银回家,所以城内闹事之时,我父不在县中,否则可能有很大的危险。当夜暴民入城,杨立潮逃了出来,避乱于距我村只有二里地左右的甘露寺中。

重修后的华州衙门“五间厅” 宋朝峰摄

  有一天夜里,忽有两个手持大刀的人,到我家要见我父亲。我父亲本不愿见,只因我祖母已说出他在家,不能不见。见后始知为杨立潮所差者,然一见门外所放大刀,亦觉不寒而栗。后来听说这杨州长到甘露寺后,一再设法自尽,均为人所解救。其差人前来,是想找我父亲去一谈。后来的某一天,杨立潮终于上吊身死,其一切善后,当然由我父亲拿他所存的银子办理。杨州长总算为清朝实践了“城亡身亡”的诺言了。

  此时陕西虽已反正,而潼关甚紧,闻清军派赵某西征,潼关以东常有战事,华县于是成了后方之地。最奇怪的是,我值此革命潮流冲击之时,忽有心要读些经史。自知少时未从经书入手,很想这时补垫一些底子。我的同学王登洲也有此感,相谈之下成了同道,于是我们就在我村中的蒙养学堂读起经书来,同时和我同年的李丰科也加入我们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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