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罗廷向孙中山传授苏俄体制

辛亥革命网 2020-08-04 10:01 来源:炎黄春秋 作者:张家康 查看:

孙中山说,鲍君办党极有经验,望各同志牺牲自己的成见,诚意去学他的方法。

鲍罗廷

国民党党务讨论会合影(1923年)

  孙中山说,鲍君办党极有经验,望各同志牺牲自己的成见,诚意去学他的方法。

  1922年1月,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身患重病的列宁亲切接见国民党代表张秋白、共产党代表张国焘,询问他们:“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是否可以合作?”孙中山对国民党的腐败、涣散、软弱的现状极为不满,当列宁的信息传递给孙中山时,他认为中国革命将会因此而出现新的转机。次年8月,他派遣蒋介石、沈定一、张太雷、王登云等组成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联考察,意欲学习苏联的政治、军事和党务,并希望苏联派遣得力的顾问团常驻中国,帮助中国进行国民革命。

  苏俄政府作出积极的反应,10月,鲍罗廷作为苏联政府的全权代表来到广州,他的公开身分是新闻记者。孙中山特意举行欢迎会,热情地赞扬苏联革命和建设的成就,并请鲍罗廷站起来,向在场的国民党领导人说:“现在一位好朋友鲍君,是从俄国来的……吾等欲革命成功,要学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方有成功的希望。”“我请鲍君做吾党组织训练员,使之训练吾党同志。鲍君办党极有经验,望各同志牺牲自己的成见,诚意去学他的方法。”

  米哈依尔·马尔科维奇·鲍罗廷于1884年7月出生于俄裔犹太家庭,成长于拉脱维亚,青年时就投身革命,是一位老布尔什维克。他在西班牙、美国和英国都有传奇的革命经历。

  鲍罗廷在来中国前已经阅读了大量的资料。

  来华后,他私下里对孙中山说:“尊敬的孙博士,恕我直言,您的这个党确实糟透了,成分复杂,人格不齐,确切地说,它还不能算是一个政党。您在中国革命中的领袖地位,是不言而喻的,也是为中国共产党所承认的。请原谅我的直率,您所创建的这个党已经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共产国际和中共同志建议改组国民党,是出于真诚的愿望。我想,孙博士也一定知道它的紧迫和重要。”

  孙中山十分赞赏鲍罗廷的坦率,他告诉鲍罗廷,陈炯明的叛变已使他抛弃了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幻想,为整顿革命队伍,虽已对国民党实行改组,只是很不理想。现在天赐良机,他想借重鲍罗廷的才能和经验,借重中共的帮助,使国民党的改组工作真正地开展起来,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10月25日,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在广州召开,成立了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鲍罗廷被聘为顾问。同时,他还是孙中山的私人高级顾问。自此,他在国民革命中已具有任何人所不能替代的地位。他可以出席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各种会议,并参与起草、审阅国民党的一些重要决议。鲍罗廷以一个职业革命家的政治成熟性和敏捷的工作技能赢得了孙中山的信任。他与孙中山在近一年半的时间内,合作愉快、关系融洽。孙中山北上病重期间,鲍罗廷也陪侍左右。当孙中山入协和医院施行手术时,又委派鲍罗廷为政治委员会顾问,全权处理国民党的所有事务。孙中山垂危之际,在病榻上反反复复呼喊:“只有当俄国人帮助才……只有当俄国人帮助才……”临终前,他立下了三个著名的遗嘱,其中《致苏联遗书》是由他口述,而由鲍罗廷和陈友仁整理的。

  廖仲恺说:“这个宣言是由鲍罗廷起草,中共同志瞿秋白翻译……我看拟定的宣言草案是明白易懂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在热烈的掌声中通过。

  1923年11月12日,《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正式发表。国民党右派分子邓泽如、林直勉等人联名上书孙中山,反对国民党改组,诬蔑鲍罗廷和陈独秀。孙中山在他们的联名信上批示:“此件为我请鲍君所起草,我加审定。原为英文,廖仲恺译之为汉文。陈独秀并未闻其事,切不可疑神疑鬼。”

  历史的真实确实如此。1922年8月,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中共党员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后,陈独秀还被聘为国民党参议。可是,自同盟会时期起就一直与国民党上层人士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陈独秀,对国民党了解得太透彻了。所以,他对于共产党员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的决议,在感情上总是格格不入,难以接受,多次致信共产国际,陈述反对的理由,表示他并非全盘反对国共合作,而只是反对加入国民党的党内合作的方式,主张与国民党实行党外联盟的统一战线。

  鲍罗廷来到中国,正是秉承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的旨意,督促共产国际决议的执行。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服从和执行国际的决议,是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的唯一选择。鲍罗廷在广州召开的一次共产党员代表大会上,反复强调国民党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作用。他说:“我们努力使国民党真正成为民族革命的首领,切实地发展它,赋予它斗争的口号,促进它达到最终的目的。国民党作为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代表,应该掌握政权。”他甚至极为通俗地说,中国共产党命中注定要在国民革命中充当“苦力”。中共广东区委成立后,鲍罗廷进行了实际指导工作,具体地担当起建立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的工作,他与陈独秀、瞿秋白、张太雷、周恩来、陈延年等中共同志,既有良好的工作关系,又有亲密的同志感情。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孙中山主持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国民党右派蛊惑煽动,纠缠困扰孙中山,企图改变大会确定的改组国民党的计划。孙中山不免踟蹰犹豫,产生动摇。他让人通知鲍罗廷来大会秘书处,他们就《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是否提交大会讨论,进行探讨。鲍罗廷费尽口舌,反复阐释国民党如不改组,无法领导蓬勃兴起的国民革命的道理。孙中山终于被说服了。在大会讨论宣言时,鲍罗廷的忠实朋友和同志廖仲恺首先发言,他说:“这个宣言是由鲍罗廷顾问起草,中共同志瞿秋白翻译,后又由汪兆铭同志润色,我看拟定的宣言草案是明白易懂的……”这时,孙中山站了起来,庄严宣布:“同意宣言草案的,请举手!”《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终于在热烈的掌声中通过,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正式建立。

  国民党一大后,孙中山接受鲍罗廷的意见,在广州黄埔组建国民党的第一所军官学校,并放手让鲍罗廷和廖仲恺负责黄埔军校的最初筹备,为蓬勃兴起的国民革命输送大批精干的军事人才。苏联政府提供了各项有效的援助,除派军事顾问指导军校建设外,还资助200万卢布作为军校开办费,并且陆续运送大批武器弹药。仅1924年,苏联政府就运来了好几千支步枪和子弹、许多机关枪、山炮、野炮。诚如陈独秀所说,继马林而来的鲍罗廷,“他的皮包中夹有苏俄对国民党巨量物质的帮助,于是国民党始有1924年的改组和联俄政策。”

  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后,在各地积极帮助创设和发展国民党的组织,到国民党二大时,全国已有正式省党部12处,特别市党部4处,临时省党部9处,这些国民党党部多是由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骨干建立起来的,其中李大钊、林伯渠、董必武、何叔衡、毛泽东、宣中华、于方舟、侯绍裘、周恩来等还是各地国民党党部及旅欧支部的实际负责人。鲍罗廷在国民党一大期间的杰出工作,功不可没。

  孙中山逝世后,鲍罗廷的顾问使命步履维艰。蒋介石、汪精卫阳奉阴违,心怀叵测,到底露出了反共、反苏的狰狞面目。鲍罗廷黯然神伤,只得悄然离开中国。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背叛革命的反动行径肆无忌惮,他们甚至纠集亡命之徒潜伏在广州东山百子路鲍罗廷公馆附近,寻机刺杀鲍罗廷、加伦、廖仲恺等。他们在北京西山非法召开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公然举起反共反苏的旗帜,组成“西山会议派”。这次会议通过的《顾问鲍罗廷解雇案》中说:“政治顾问鲍罗廷竟挟其出席中央执行委员会内之政治委员会,又利用政治委员会而驾驭中央执行委员会,遂使本党之组织,为之崩乱。”“不能容许非本党信徒之客卿鲍罗廷仍在本党服务,为此,特议决解雇鲍罗廷在本党之一切职务。”

  蒋介石对“西山会议派”的发难,采取了批评和指斥的态度,正因为此,兼之他在当时军事上的一些作为,获得了鲍罗廷的信任,赢得了左派军人的美称。他清醒地意识到鲍罗廷、苏联顾问团和苏联的军火援助,对于他是何等的重要。现在,他不得不韬晦待时,因此,他在公开场合,总以左的面目出现,甚至吹捧鲍罗廷。他说,总理是中国革命的国父,鲍罗廷同志则是中国革命的亚父。

  1926年2月17日至3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会议上,国民党以“同情党”的名义参加会议,蒋介石被推选为共产国际主席团名誉委员。可是,大会闭幕仅5天,蒋介石即在广州制造了“中山舰事件”。此时,鲍罗廷正在莫斯科,当苏联领事馆质问蒋介石时,他委婉地说:“此次事件纯是对人而发,决非针对俄国。中正唯望鲍罗廷顾问速回广州处理善后。”

  鲍罗廷匆匆由莫斯科回到广州,首先与广东区委进行接触,表示苏联和国民党的关系不能因此而损害。他说:“莫斯科一直是在设法冲淡这一事件的严重性,期望我们设法挽救。”鲍罗廷对中共同志强调说:“在现时的国民党里,没有人像蒋介石有力量有决心,足以打击右派的反革命阴谋”,因此,“我们不得不对蒋介石作最大限度的让步”。同时,“我们还要支持他尽快进行北伐,将来北伐的进展,形势会对我们有利的。”随即,鲍罗廷便和蒋介石会晤,同意他所抛出的限制和防范共产党的“整理党务案”,而作为交换,蒋介石也原则同意鲍罗廷提出的处理国民党右派的意见。

  “整理党务案”实施后,蒋介石的地位扶摇直上,他相继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党常务委员会主席,独揽了党政军大权。他手中有了军队,自觉羽毛已经丰满,再也不把鲍罗廷放在眼中,而视其为攫取更大权力的障碍,公然叫嚣,“鲍罗廷是篡权者”,甚至要挟武汉国民政府,“一是赶走鲍罗廷,一是分共”。后来,他还以三万大洋悬赏鲍罗廷的人头。

  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的真实面目已见端倪,而汪精卫的左派领袖的招牌,仍有极大的欺骗性。1927年4月11日,汪精卫在武汉以左派领袖的姿态,为《中央日报》副刊题辞:“中国国民革命到了一个严重的时期,革命的往左边来,不革命的快走开去。”鲍罗廷深知汪精卫其人,所以,当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主张“迎汪复职”时,他是唯一持不同意见的人。

  6月1日,共产国际代表罗易约见汪精卫,寒暄过后,罗易说:“汪主席,莫斯科曾有一个决议案,给我与鲍罗廷。你看了没有?”汪精卫惊讶地说:“没有呀。”“噢,”罗易说:“那么,我可以给你看。”说着,罗易拿出这个文件的副本递给汪精卫。这个文件便是共产国际五月指示,其主要内容为:(一)开展土地革命;(二)吸收工农领袖进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改组国民党;(三)动员二万名左右的共产党员和五万革命工农,组织成一支可靠的军队;(四)组织以有声望的国民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反动军官。汪精卫看后十分恼火,并以此为借口,一手制造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他在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上正式宣布与共产党决裂,并气势汹汹地说:“为什么容共政策到发现了第三国际给鲍罗廷、罗易的命令,还不把他们一个个抓起来枪毙?”

  鲍罗廷在中国已不能存身,他黯然神伤,不得不悄然离开武汉。当一位穷追不舍的记者找到他,非要他总结在中国的感觉时,鲍罗廷深沉地说:“我为革命所进行的四年苦斗和牺牲已付之东流。历史再度重复自身。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悲喜剧。革命扩展到了长江,假如派一位潜水兵跳进这条黄色激流,他浮出水面时,手中只会捧一把破碎的美梦。”

  鲍罗廷一行于7月27日到达郑州,此时,驻守郑州的冯玉祥虽也主张“驱鲍”和“清共”,但是,他还是念及苏联顾问团曾给予的援助,以及他与鲍罗廷的私人情谊,所以,没有过多的为难鲍罗廷。8月5日,冯玉祥派人护送鲍罗廷一行出境。至此,鲍罗廷结束了艰难的中国使命,开始他步履维艰的回国旅程。

  鲍罗廷走过去,将手搭在毛泽东肩上,用英语悄声地对在场的罗易说“这是个典型的中国人。”

  鲍罗廷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布尔什维克,经过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他亦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主张。例如,他曾主张工农运动、土地革命;与陈独秀一唱一和,要退出国民党;对蒋介石和汪精卫不是没有认识和警惕。但是,一旦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路线抵牾时,他便立即修正,使之与国际路线一致。于是,他不免显得冒冒失失,难以理解。毛泽东曾这样批评鲍罗廷,说他在1926年是赞成激进的重新分配土地的政策。“可是到了1927年却竭力反对,而且对自己的摇摆没有提供任何合乎逻辑的根据。”其实,平心而论,鲍罗廷是有难言之隐的。

  1927年3月,共产国际代表罗易来到中国,他与鲍罗廷都以国际路线的代表自居,各吹各的调,这便使中国共产党左右为难,无所适从。但是,鲍罗廷毕竟以苏联政府为政治背景,他的言行对中共是举足轻重的。蒋介石背叛革命后,中共党内不少人建议乘其在上海立足未稳的时机,迅速东征讨蒋。可是,鲍罗廷提出执行国际路线,联合冯玉祥,共同讨伐张作霖,会师郑州,背靠西北,打通同苏联的国际交通线,然后再东征讨蒋。这便是鲍罗廷所提倡的“西北学说”。他的这一套策略是得到共产国际和斯大林首肯的。所以,当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会商讨论时,党内一些同志曾对此提出异议,鲍罗廷听罢竟愤愤地站了起来,用手指敲着桌面说:“国民党已决定北伐,我也曾表示同意。现在你们却决定反对北伐,我不是出尔反尔了吗?如果真是这样,我就马上辞去顾问的职务,并电告国际,你们的意见是错误的。”后来的事实证明,鲍罗廷的所谓“西北学说”只是一厢情愿的单相思,注定是要破产的。

  毛泽东在广州时期,曾和鲍罗廷有过接触。身材魁伟的鲍罗廷,身着中国的长衫大褂,背着手在室内不停地踱步。他打着手势和毛泽东侃侃而谈,宣传他的中国革命的理论和设想。毛泽东一言不发,托着腮,凝神注视着。鲍罗廷一番大论后,惊奇地发现,端坐在他面前的毛泽东是如此的沉着和自信,似乎他所说的一切,一点也没有打动毛泽东。鲍罗廷走过去,将手搭在毛泽东肩上,用英语悄声地对在场的罗易说:“这个人难对付,是个典型的中国人。”

  鲍罗廷回国后,他的政治命运罩上了黯淡的色彩,时乖命蹇,不能自拔。尽管他谨言慎行,从来不谈或少谈政治敏感问题,但是,他依然难逃厄运。1949年,他被指控为“苏维埃政权的敌人”,锒铛入狱,自此销声匿迹。1953年9月3日,著名的美国记者哈里逊·索尔兹伯里费尽周折,才采访探询到鲍罗廷的情况,并获准向外界透露,鲍罗廷于1951年5月病死在西伯利亚的一个劳改营。1964年6月3日,当年驻华顾问亚·伊·切列潘诺夫在《真理报》撰文纪念鲍罗廷,他在文章中写道:“1949年2月在斯大林个人迷信时期,米·马·鲍罗廷遭到迫害,于1951年逝世,如今党已经恢复了他的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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