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军东北军

辛亥革命网 2020-07-29 09:15 来源:炎黄春秋 作者:李之凡 查看:

1915年夏末,孙中山决定建立中华革命军东南军、东北军、西南军、西北军四支军队,陈其美、居正、胡汉民、于右任分别任总司令。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被迫逃亡日本。1914年7月,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组建中华革命党,就任中华革命党总理。9至12月,孙中山主持制定了《中华革命党革命方略》,确定中华革命党总理为中华革命军大元帅。10月27日,孙中山任命中华革命党本部各部负责人:总务部部长陈其美,副部长谢持;党务部部长居正,副部长冯自由;财政部部长张静江,副部长廖仲恺;政治部部长胡汉民,副部长杨庶堪;军务部部长许崇智,副部长周应时。

  1915年夏末,孙中山决定建立中华革命军东南军、东北军、西南军、西北军四支军队,陈其美、居正、胡汉民、于右任分别任总司令。由于种种原因,东南军、西南军、西北军没有建成,只有居正率领的东北军在山东建立并发展起来。1916年3月到7月,东北军从最初的数百人发展到1.3万人左右,辖两个师(共四个旅)、一个混成旅和四个直属部队。东北军从筹建到发展,孙中山倾注了大量心血。

  1915年秋,东北军开始酝酿筹建。建军面临最大的问题是人员、经费与武器。在日本,孙中山一方面联络国内各方讨袁力量,一方面部署甚至亲自筹款,购买武器弹药。12月12日,袁世凯公然称帝,孙中山发表《讨袁宣言》。12月25日,蔡锷在云南起义,孙中山加快了建军步伐。1916年2月底,孙中山派居正回国,在青岛设立东北军总司令部。行前,孙中山再三叮嘱居正,中华革命军进行讨袁,东北军应作先锋。东北军进攻的第一目标是潍县,第二目标是济南,然后直捣京畿,进逼袁世凯的大本营。

  居正回国后,赶往大连联络东北地区的讨袁人士。3月13日,孙中山发出《致直鲁晋省革命同志函》,号召各地同志加入东北军:“特派居正为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统筹直隶、山东、山西革命军进行事宜,前来与诸同志相见。务希各披肝胆,协力同心,义勇奉公,精诚服务,以达吾党远大之目的。”[1]

  孙中山在日本多方募集军费,并购买武器,寄发国内。3月中旬至4月底,孙中山就军费与武器问题发给居正的电文达13封之多。比如,3月13日电文:“……此款如即往日指为山东用途者,则竟可完全拨用,不必划分。甚望此方面能于月内速动,宜急切着手。”[2]3月19日电文:“念日由正金电五千,请收。”[3]3月23日电文:“铳已交易,速运送。定船后,再电告接洽。”[4]4月8日电文:“已定租船运来,大约14日可到。”[5]

  期间,孙中山对于东北军举义的计划多次做出指示,并表示将亲往山东指挥。潍县及周围地区的驻军为北洋陆军第五师,师长张树元,司令部驻潍县县城。3月30日,孙中山两次给居正发去电文:“五师果有自动之意,宜速派人与联络,如彼能纯归本部范围,可许以事后赏主动者百万,及全师加双饷至终身。如有谐,当亲来指挥。”[6]“五万当力筹,可速着手。并详查帝制取消后,军队有无退志,即复。”[7]4月4日致函居正:“现在比较各处形势,不特山东为握要,且觉最有望,故欲兄以全副精神对之;期以必占济南,则东北全局,可迎刃而解……现在弟认济南为至重要地点,若济南一得,弟当亲来。”[8]4月24日电致居正:“济南得手,文(或)来鲁。”[9]

  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后,仍居大总统位,国内反袁力量依然坚持斗争。4月27日,孙中山从日本回到上海,宣言“与各方面协同一致,声讨国贼”。考虑到“云、贵、桂、浙均已一致遵用五色旗”,为“不致同一讨贼之军而有猜疑”[10],孙中山决定中华革命军军旗不再用青天白日旗,改为南方护国军所用的五色旗。

  5月4日,东北军分两路沿胶济铁路西进。一路,居正率东北军主力约1200人进攻潍县县城;另一路,东北军山东第一支队司令薄子明率150多人进攻周村。当日下午5时,薄子明率部占领周村;当夜,居正组织进攻潍县县城,遭到第五师顽强抵抗。之后,居正一边继续围城,逼迫张树元谈判;一边调兵出击,先后攻占安丘、诸城、高密等县城。5月15日,东北军与第五师达成议和协议,张树元率部于5月24日退出潍县县城。孙中山得到捷报,5月25日复电居正:“潍县得,甚慰!”[11]5月27日,东北军一部占领昌乐,6月6日攻下临朐。

  山东第一支队占领周村不久,吴大洲率部赶到,与薄子明决定脱离东北军,成立山东护国军,吴大洲任都督,薄子明任总司令。居正将此情况报告孙中山,孙中山为讨袁大局计,于5月31日复电劝告:“宜联络,重实力,不必争旗帜、名称等问题。”“望兄与吴、薄等调和。”[12]6月3日,孙中山又指示:“周村告急,能援甚好。”[13]

  6月6日,袁世凯病亡,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在北京政府尚未下达停战令的情况下,孙中山顾全大局,主动停止军事行动。6月9日,他电令东北军:“袁死,内外情大变,应按兵勿动,候商黎解决。”[14]6月12日,居正向孙中山报告,山东督军张怀芝令张树元派兵袭击临朐、安丘。接到电报后,孙中山再次电告居正,要按兵勿动,维持地方秩序,等待与黎元洪协商解决。东北军隐忍不发,临朐、安丘两县城被北洋军占领。6月15日,张怀芝再派军队进袭诸城,被驻扎诸城的东北军一部阻回。

  6月16日,黎元洪通令各省停战。6月19日,张怀芝违背停战令,又派军队进攻诸城。同日,孙中山致电黎元洪进行交涉:“文以公依法就职,径电居、吴、朱诸人及福建民军息战,静候解决。旋读十六日申令,饬各省撤兵停战,具见至仁大公,无任钦佩。惟得最近报告,张怀芝等乘机侵害,屠戮临朐、安丘。似此显违明令,应请严电惩究。”[15]

  6月29日,黎元洪下令恢复民国元年由南京临时政府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定于8月1日起续行召开国会,并颁布多项改革令。7月4日,居正按照孙中山要求,开始整编军队,“使成劲旅,以为国用”。东北军整编后,总司令部设三处三局一课,分别为秘书处、参谋处、副官处、军法局、经理局、因粮局、军械课,辖两个师、一个混成旅以及华侨义勇团、警备队、警卫队、宪兵队四个直属部队,共约1.3万人。另外,东北军驻诸城一部脱离东北军,自号诸城护国军(又称岱东民军),有数百人;山东护国军发展到1.2万人左右。

  7月上旬末,黎元洪电邀居正、吴大洲进京,商谈军队善后等事宜,两人暂未答应立即赴京。7月14日,广东肇庆军务院宣告撤销。孙中山决定收束东北军,拟派许崇智、廖仲恺、蒋介石等前往潍县。7月19日,孙中山致电居正:“宜早图收束,请与仲恺熟商办法。”同时电告在北京的代表萧萱,转告国务总理、陆军总长段祺瑞,不要对东北军产生猜疑:“觉生(居正字觉生——编者注)在潍,所有军队,不能遽行弃之。本党刻无经费,俾作收束,故延侍待命中央。宜体察及此,商解决之法,慎勿误会,请告段总理。”[16]7月下旬,许、廖、蒋三人到达潍县,居正电请孙中山任命许崇智为代总司令、蒋介石为参谋长。8月1日,居正赴济南。廖仲恺作为孙中山的特派代表,与居正议定军队收束方案,返回上海。

  7月29日,北京政府特派专使、陆军少将曲同丰赶赴济南,协调处理山东民军(指讨袁军队)善后事宜。8月1日、2日,到济的居正、吴大洲与督军张怀芝、省长孙发绪会谈,并同曲同丰商议民军善后问题,未能达成一致意见。8月3日、4日,居正、吴大洲分别离济赴京。

  曲同丰调查山东民军情况,与张怀芝、孙发绪沟通后,8月11日回京复命。同日,许崇智接到居正北京来电,准许曲同丰点验军队。许崇智召集蒋介石及副官处副官长陈中孚、第一师师长朱霁青等开会,“决议以不受其检阅,请总司令速回潍”[17]。8月13日,蒋介石受命赴京,接居正回潍主持大计。不久,蒋介石由北京返回上海,面见孙中山,汇报东北军详情。居正留在北京,继续与北京政府交涉。

  孙中山担心东北军内部生变,于8月26日致电陈中孚、朱霁青、吕子人(第二师师长)、尹锡五(第二师第一旅旅长)、赵中玉(第一师第二旅旅长),说服劝告:“鲁事得手,兄等劳多,现大局底定,当遵照通告平和解决,尤应服从居觉生兄主张,急办收束,不得固执己见,与政府再生冲突,致贻扰乱争权之诮。”[18]

  期间,从陕西回到高密老家的早期同盟会员、国会议员刘冠三,受托协调山东民军之事。刘冠三写信给孙中山,主张先将周村的山东护国军和潍县的东北军进行统一,再与北京接洽,解决收编问题。刘冠三信中没留地址,孙中山只好于8月29日在上海《民国日报》上以“特别广告”的方式复函:“……今者约法、国会次第规复,破坏既终,建设方始,典兵者要当以大局为念,急图收束、解散,以轻担负而安地方。其有逾此宗旨范围者,文实不敢赞同。”

  国会已于8月1日重行开幕,孙中山对黎元洪政府充满信心。陈中孚等5人接到孙中山8月26日来电后,在复电中依然态度不变。9月3日,孙中山再次来电劝说:“电悉。居已返济,望急商收拾,勿强中央所难。”[19]孙中山一再劝导,这些将领还是固执己见。9月5日,孙中山电告已回到潍县的居正:“各军如不依令解散,即脱离关系。”[20]

  到10月底,曲同丰对东北军和山东护国军各地队伍点验完毕。11月至12月,驻潍县、高密、昌乐等地的东北军经历诸多曲折(部分将士哗变、编制员额及编遣费争议等),陆续接受政府的改编。12月16日,居正在《申报》上刊发《取消东北军名义电》:“敝军自经曲君同丰点验后,即将东北军总司令部及各机关次第解散,所驻高密、昌乐、潍县各军队,复奉院命令,由张督军主持办理……前此所有东北军名义发布各种文告印信及委任职司等,一律取消。”最后,东北军驻潍县的第一师编为一个混成旅,驻高密的第二师编为一个混成团。另外,山东护国军编为一个混成旅,诸城护国军编为一个营,其余全部遣散。1917年2月,东北军余部从高密、潍县撤尽。

  孙中山决议从速收束军队、接受政府改编,东北军一些将士很不理解。在多个场合,孙中山向大家表明心迹。1916年9月30日,孙中山出席上海欢迎从军华侨大会,在演讲中说:“……然而国民实际已希望平和,政府已标赞成共和、消灭帝制之帜以为政,则吾人自不能不收束。盖真假之辨,端待将来之证据,现在不能悬揣以决之。人已公布赞成恢复共和制,强谓之伪,不可也,必先与以试验之期间。吾党收束武力,归于平和,即与彼以一试验之机会者也。执政者如诚意赞成共和,吾辈亦当以一国民之资格,赞助政府。藉其曰假,亦必俟确有证据,如袁之帝制自为,尔时自然召全国之反对也。惟今日人心实皆趋向共和,故即旧官僚中全无共和思想者,亦姑顺人民之意,表示赞成。其为真伪,必待将来始知之。今日吾人纵极悬念于共和政治之前途,不得以此而迟我收束之举也。”[21]

  孙中山先生怀抱共和美好理想,以博大的胸怀,给予当政者“试验”的机会。可惜,后来的事实不幸被言中。北洋军阀的伪共和面目暴露,孙中山不得不再次拿起武器,发动“护法运动”。此是后话。

  注释:

  [1]李希泌、曾业英、徐辉琪编:《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下),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569页。

  [2]《中央党务月刊》,1928年第8期,第7页。

  [3]《中央党务月刊》,1928年第8期,第8页。

  [4]《中央党务月刊》,1928年第8期,第8页。

  [5]《中央党务月刊》,1928年第8期,第12页。

  [6]《中央党务月刊》,1928年第8期,第9页。

  [7]《中央党务月刊》,1928年第8期,第10页。

  [8]《中央党务月刊》,1928年第8期,第10——11页。

  [9]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79页。

  [10]胡汉民编:《总理全集》,上海:民智书局,1930年,第21页。

  [11]罗刚编:《中华民国国父实录》(第4册),台北:罗刚先生三民主义奖学金基金会,1988年,第2856页。

  [12]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301页。

  [13]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302页。

  [14]《中央党务月刊》,1928年第8期,第13页。

  [15]《孙中山致黎元洪电》,载《民国日报》(上海)1916年6月20日。

  [16]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331页。

  [17]日本产经新闻社撰,古屋奎二主笔,《蒋介石秘录》翻译组译:《蒋介石秘录》(第2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46页。

  [18]《孙中山致潍县高密诸城诸军电》,载《申报》1916年8月28日。

  [19]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358页。

  [20]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358页。

  [21]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3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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