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孙中山与杜威的历史性会面
辛亥革命网 2019-11-11 09:18 来源：北京青年报 作者：周惠斌 查看：
20世纪初，美国著名实用主义哲学家、教育家约翰·杜威，在中国历史上新旧力量冲突最为激烈、社会矛盾和斗争最为复杂的时期，曾远道来到中国，见证并影响了中华大地剧烈的文化、思想和社会转型，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
1919年初，杜威偕夫人爱丽丝·奇普曼赴东方旅行，顺道在日本讲学时，又接到北京大学胡适的邀请信。其时，北京大学的陶孟和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郭秉文等赴欧洲考察教育，途经日本。他们特地拜访了杜威夫妇，并以江苏省教育会等5个学术教育团体的名义，邀请杜威顺道来华讲学，帮助中国建设“新教育”。
杜威答复说：“这是很荣誉的事，又可借此遇着一些有趣的人物。我想我可以讲演几次，也许不至于我的游历行程有大妨碍。”令杜威没有想到，在中国小住几月的计划竟延长到了两年多的时间。
4月30日，杜威夫妇和女儿露西乘船抵达上海，从北京等地专程赶至上海的胡适、陶行知、蒋梦麟等3位昔日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的学生到码头迎接，随后将他们送至沧州别墅（今锦沧文华大酒店）休息。5月3日和4日，杜威在上海的江苏教育会会场演讲《平民主义之教育》，由陶行知负责组织，沈恩孚主持会议，蒋梦麟翻译，潘公展记录，由此开始了他在中国的访问和讲学之旅。
杜威访华，为之感到振奋的不仅仅是胡适等数位当年他的得意弟子，因为当时国内新文化运动正走向高潮，胡适等邀请杜威前来，正是想以老师在世界上的声望助他们一臂之力。此外，孙中山也非常重视杜威访华，彼时孙中山的“知难行易”思想已基本形成，他渴望有机会向杜威陈述自己的社会观念，希望这位世界著名的思想家能对他有所帮助。
5月12日，正在上海的孙中山亲赴沧州别墅拜访杜威博士，并共进晚餐，两位颇有共同语言的东西方名人因此有了一次鲜为人知的会晤。
1920年5月10日，江苏省教育厅欢迎杜威夫妇（前排中立者）
这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面。在餐桌上，两人就“知行合一”的问题进行了深刻探讨。孙中山认为，中国传统的“知易行难”让人们崇尚空谈，知而不行，觉得了解事理很轻松，做起来却不容易。他现在要反其道而行之，“凡知皆难，凡行皆易”。杜威听完孙中山的阐述后，颇受触动，他支持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因为在他的思想中，行为经验即是根本，而认知不过是行为的工具，这使孙中山感到十分欣慰。通过“质证”，孙中山增强了“知难行易”的信心，也强化了自己重视行动的信念。
孙中山后来在他所著的《孙文学说》一书中，讲到了自己与杜威会面一事。他说：“当此书第一版付梓之夕，适杜威博士至沪，予特以此质证之。博士曰：‘吾欧美之人，只知知之为难耳，未闻行之为难也。’”孙中山复述当初的谈话之意，旨在以杜威的言语，佐证自己倡导的“知难行易”说的正确性。
第二天，杜威在给女儿的信中也讲述了与孙中山会面的情况：“昨晚我与前总统孙逸仙共进晚餐，席间我发现，他是个哲学家。他新近有本著作即将出版，他认为，中国的弱点在于人们长久以来受制于古训‘知易行难’。他们总是不愿采取行动……所以孙先生希望通过他的书，引导中国人形成‘知难行易’的观点。”并说：孙中山通过这本书向人们证明，行动要比认知更为容易。从此信的描述中可以发现，杜威对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有着浓厚的兴趣。
事实上，杜威对孙中山的社会思想非常赞赏。当时，刚从日本来华的杜威对中日间的关系就有敏锐的觉察，他不久即在《东海两岸》和《中国的梦魇》二文中陈述了自己的看法。尽管杜威也承认日本比中国发展得快，日本人的力量正在于他们即便在无知时也去行动，通过自己的错误进行认知，但他心里却绝没有孙中山话里话外所流露出来的那种羡慕。而杜威在日本讲学时，即曾对日本的军国主义倾向表露出明显的反感，以至日本天皇打算授予杜威一枚勋章，他婉言谢绝了。在他看来，中国决不能走日本的路子，因为这无异于饮鸩止渴。
杜威在中国期间，先后考察访问了上海、北京、天津、奉天(今辽宁)、直隶(今河北)、山西、山东、江苏、浙江、江西、福建、广东、湖北、湖南等14个省市，讲演200多场，所到之处，受到中国知识界、舆论界和广大师生的热烈欢迎，令杜威感到十分愉快。
1921年6月30日午间，北京中央公园来今雨轩里，在欢送杜威博士夫妇及女儿的饯行宴会上，杜威因此饱含深情地答谢道：“这两年，是我生活中最有兴味的时期，学得也比什么时候都多……我向来主张东西文化的汇合，中国就是东西文化的交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