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花岗上悲风烈

辛亥革命网 2019-09-24 10:04 来源:海南日报 作者:伍立杨 查看:

革命党无数次的点火,到黄花岗起义,可谓火势熊熊,再难浇灭;到了四川保路运动,更是风借火势,直接向十月十日的武昌定点飚燎而去。

  这是辛亥革命前夕一次决定性的起义。中山先生评曰:“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

  庇能会议的大擘画

  庇能会议直接导致了黄花岗起义的发动,这又牵涉到几个月之后的武昌首义,所以庇能会议对近代中国命运的改变至深至远。这个会议是在1910年的11月举行的。

  头一年新军起义失败后,当时孙中山在美国三藩市,取道檀香山到达庇能——即今马来西亚槟榔屿,召集干部举行秘密会议。会议地点放在这里,是因为,孙先生因长年在海外奔走策划,也因此引来清廷压力,被许多国家拒绝入境,自第一次广州之役后,香港就拒绝他入境,而槟榔屿是在1906年即同盟会成立一年后即成为海外革命基地。

  参加会议者有黄兴、赵声、胡汉民、孙眉、邓泽如、黄金庆、吴世荣、林世安、李孝章等数十位。

  当时同盟会的高级干部,因头一年的败局,心情黯淡,加上新军起义失败后到达南洋的官兵所在多有,都需要招待安排基本生活,大家的基本衣食住行都很困难。原先在广州的机关已被破坏,原先的地盘已不再拥有,总之再次大举条件颇显不足。会议开始时,没什么人说话,各位的脸上都呈现忧伤的神色。当说起未来的计划时,一屋子的人都叹息长嗟,相对无言。这时候中山先生就说:“吾曩之失败,几为举世所弃,比之今日,其困难实百倍,今日吾辈虽穷,而革命之风潮则已甚盛。一败何足馁!从今而后,只虑吾人无计划无勇气耳……”

  赵声提出,起义需要庞大款项,孙先生安慰他不用急,并说明当以教育义捐方式筹款,以免当地政府干涉。

  当时形成的大思路是以五百同盟会的精锐干部为前锋,领导新军、民军大举进攻。一旦取得广州,则以黄兴率领一支部队从湖南打到湖北,赵声率领另一支部队从江西直扑南京。这次会议本来还提出在云南边境同时进攻,后来考虑到备多力分,乃决定全力图广州,以期一点撕开,多点突破。

  这次起义计划是在前面九次失败之后,因此显得特别重要,首先是倾同盟会全部精锐以及前所未有的财力物力。起义虽然定在广州一处大举,但第二步计划却明确涉及长江沿线各省。

  地火之奔突

  槟榔屿会议结束,赵声随即赶赴香港,预备指挥广州决战。仍和数月前在广州一样,联系新军,组织“选锋”,他任统筹部副部长兼交通课课长,目标是拿下广州后,取长江而直捣幽燕,这自然不是孤立的,须取得各省支持响应。赵声派人携款到苏、鄂、湘、浙、赣等长江流域各省联系党人,筹建机关,发动新军,起义行动前夕,以赵声在新军中的资望,被推举为起义总指挥,黄兴副之(后因故将指挥关系对调,即黄正赵副)。

  到了次年(1911)的正月间,同盟会各高级干部陆续聚齐于香港。于是组织统筹部为指挥机关,黄兴、赵声分任正副部长。以下秘书课长为胡汉民,交通课长由赵声兼任,调查课长为罗炽扬,储备课长为胡毅生,编制课长为陈炯明,总务课长为洪承点。

  起义前在新军和防营中,都进行了严密的联络,同盟会以及会党的渗透使得革命空气日益浓厚,统筹部并在广州建立了三十余处分指挥点和枪械储备点。起义总指挥部议决定分十路发难:

  黄兴率南洋及福建志士百人攻击总督府;

  赵声率江苏、安徽志士百人进攻水师行台;

  徐维扬、莫纪彭率北江志士百人攻打督练公所;

  陈炯明、胡毅生率民军百人防堵旗满界;

  余下六路分别由黄侠毅、姚雨平、李文甫、张六村、洪承点、罗仲霍率领,目标是军械局和电信局等。

  起义前不到一个星期的日子,黄兴写下诀别信给中山先生和南洋诸同志,信中有谓“……成败既非所逆睹,惟望公珍摄,成则速回,败亦谋后起……奈事皆决议而行,非一人所能专,幸各人挟有决死之志,或能补救亦未可知……”“誓身先士卒,努力杀贼,不敢有负诸贤之期望。”(《黄兴年谱长编》181页,中华书局)

  因敌情变化,起义时间有所更改,黄兴电阻留港敢死队进广州。两广总督张鸣岐大肆布防,各要隘驻满清军,而赵声所率领的同志多为内地人,口音和粤语相差太大,很容易被侦破,于是赵部返回香港者达三百余人。黄兴这时发给胡汉民的秘语电报有谓“省城疫发,儿女勿回家”,香港志士接到该电,大惊失色,这是因为他们知道广州力量太单薄了!起义前一天,原定的十路发难,只得改为四路进攻:一是黄兴率队攻击两广总督署,二是姚雨平指挥攻击小北门,三是陈炯明领队攻打巡警教练所,四是胡毅生率一小队守大南门。

  悲风浩荡的黄花岗起义

  4月27日下午5时许,黄兴率120余名敢死队员直扑两广总督署,发动了同盟会的第十次武装起义,即广州黄花岗起义。

  4月23日,黄兴潜入广州,成立起义指挥部。广东清吏风声鹤唳,多方防备,并四出搜捕革命党人,形势越发紧张。27日,黄兴召集会议仓促间决定起事。刚出发时,冲锋队吹响螺号,号声有风起云涌之势,途中遇到警察来阻拦,立即开枪将其击毙。到了总督署,一班卫队举枪顽抗,起义军马上喊话,令其归顺反戈一击,这就给其机会,而其人甚为冥顽,居然开枪射击,义军迅将其管带金振邦射死。敢死队突入总督署,杀进二堂时,卫队已魂不附体,纷纷走避,总督张鸣岐逃走,但在大堂后面的卫队,则以栏杆、梁柱为掩体,负隅顽抗,导致几位党人连续中弹牺牲,黄兴组队对卫队实施截击,卫队被压制举枪投降,于是令其为引导,向深隐处搜索,发现敌人已逃避一空,乃点火焚毁总督署。在东辕门外与水师提督李准的大队亲随遭遇,党人林文、刘元栋认为其中必有同志,于是趋前喊话令其投降,不料对方猛烈开枪,遂遭射杀,黄兴两个手指即在此处被子弹打飞。眼见形势不利,党人分三个方向突击。其一遇到巡防队,方声洞等人中弹牺牲。方声洞本来在日本留学,得知即将起义,决意到广州参加是役。在日本的同志因他新婚燕尔,强留他在东京,被他挣脱,慷慨赴难。他在黄兴的带领下冲进总督府,稍后转攻督练公所,孰料随即被清军冲破队形,方先生遂孤身被围,犹挥弹突击,身中数弹,血流满衣,犹力撑以手枪击毙清军多人。

  喻培伦一年前谋炸醇亲王,事败惊险脱身,现在冲在攻打督署的最前锋。他是炸弹专家,这次起义的炸弹多为其亲手制造。喻培伦胸前挂着装满的炸弹筐,首先炸开围墙,转攻到莲塘街口,与增援清兵遭遇,鏖战三个多小时,死伤战友多人,他身负重伤,弹尽力竭,为敌所捕,临刑前慷慨陈述革命宗旨。

  方声洞和喻培伦,这年都才25岁。

  另一队冲到小北门街上,以米店米袋作掩体还击,坚持到次日下午,因张鸣岐下令烧毁街道房屋,只得越墙四散逃逸。起义军浴血奋战,东奔西突,终因兵力严重不足而溃败。此役,陈炯明、胡毅生、姚雨平等部均未能按照预期发动,至严重影响大局。

  起义失败后,黄兴负伤潜回香港,喻培伦、方声洞、林觉民等或战死或被捕杀,死难的同盟会会员有名可考者八十余人,其中72人的遗骸由潘达微等出面收葬于广州东郊红花岗。潘达微并把红花岗改名为黄花岗,这次起义因而被称为黄花岗起义。

  这是辛亥革命前夕一次决定性的起义,中山先生评曰:“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

  黄花岗事败,赵声悲愤欲绝,忧心如焚,返回香港就卧床不起。5月6日开始病情加重,几天后开刀手术,不久病情恶化。他将陈英士等同志召于床前,勉励甚切,悲愤地说,“我负死难诸友矣,雪耻唯君等”。并连吟“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声泪俱下,此后再不能说话。到18日下午与世长辞。世人无论识与不识咸痛悼之。

  赵声遽尔故去,黄兴、胡汉民代表同盟会作《告南洋同志书》,并致函中山先生,报告这个不幸的消息。函中讲到:“以伯先(赵声字伯先)平日之豪雄,不获杀国仇而死,乃死于无常之剧痫,可谓死非其所。广州义举,尽丧我良士,今又失我大将,我同胞闻之,悲慨愤激,况若弟等目击者伤心狂愤”,字里行间染满痛烈心境。

  辛亥革命胜利后,民国元年(1912年),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为了表彰先烈事功,追赠赵声为上将军,并归葬骸骨于其故乡镇江南郊竹林寺。

  革命党无数次的点火,到黄花岗起义,可谓火势熊熊,再难浇灭;到了四川保路运动,更是风借火势,直接向十月十日的武昌定点飚燎而去。令人扼腕的是,党人牺牲惨重,如黄兴所说,“此次死义诸烈士,皆吾党之翘楚,民国之栋梁,其品格之高尚,行谊之磊落,爱国之血诚,殉难之慷慨,兴亦不克言其万一”(黄兴,《黄花岗之役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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