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花岗上悲风烈

　　这是辛亥革命前夕一次决定性的起义。中山先生评曰：“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

　　庇能会议的大擘画

　　庇能会议直接导致了黄花岗起义的发动，这又牵涉到几个月之后的武昌首义，所以庇能会议对近代中国命运的改变至深至远。这个会议是在1910年的11月举行的。

　　头一年新军起义失败后，当时孙中山在美国三藩市，取道檀香山到达庇能——即今马来西亚槟榔屿，召集干部举行秘密会议。会议地点放在这里，是因为，孙先生因长年在海外奔走策划，也因此引来清廷压力，被许多国家拒绝入境，自第一次广州之役后，香港就拒绝他入境，而槟榔屿是在1906年即同盟会成立一年后即成为海外革命基地。

　　参加会议者有黄兴、赵声、胡汉民、孙眉、邓泽如、黄金庆、吴世荣、林世安、李孝章等数十位。

　　当时同盟会的高级干部，因头一年的败局，心情黯淡，加上新军起义失败后到达南洋的官兵所在多有，都需要招待安排基本生活，大家的基本衣食住行都很困难。原先在广州的机关已被破坏，原先的地盘已不再拥有，总之再次大举条件颇显不足。会议开始时，没什么人说话，各位的脸上都呈现忧伤的神色。当说起未来的计划时，一屋子的人都叹息长嗟，相对无言。这时候中山先生就说：“吾曩之失败，几为举世所弃，比之今日，其困难实百倍，今日吾辈虽穷，而革命之风潮则已甚盛。一败何足馁！从今而后，只虑吾人无计划无勇气耳……”

　　赵声提出，起义需要庞大款项，孙先生安慰他不用急，并说明当以教育义捐方式筹款，以免当地政府干涉。

　　当时形成的大思路是以五百同盟会的精锐干部为前锋，领导新军、民军大举进攻。一旦取得广州，则以黄兴率领一支部队从湖南打到湖北，赵声率领另一支部队从江西直扑南京。这次会议本来还提出在云南边境同时进攻，后来考虑到备多力分，乃决定全力图广州，以期一点撕开，多点突破。

　　这次起义计划是在前面九次失败之后，因此显得特别重要，首先是倾同盟会全部精锐以及前所未有的财力物力。起义虽然定在广州一处大举，但第二步计划却明确涉及长江沿线各省。

　　地火之奔突

　　槟榔屿会议结束，赵声随即赶赴香港，预备指挥广州决战。仍和数月前在广州一样，联系新军，组织“选锋”，他任统筹部副部长兼交通课课长，目标是拿下广州后，取长江而直捣幽燕，这自然不是孤立的，须取得各省支持响应。赵声派人携款到苏、鄂、湘、浙、赣等长江流域各省联系党人，筹建机关，发动新军，起义行动前夕，以赵声在新军中的资望，被推举为起义总指挥，黄兴副之（后因故将指挥关系对调，即黄正赵副）。

　　到了次年（1911）的正月间，同盟会各高级干部陆续聚齐于香港。于是组织统筹部为指挥机关，黄兴、赵声分任正副部长。以下秘书课长为胡汉民，交通课长由赵声兼任，调查课长为罗炽扬，储备课长为胡毅生，编制课长为陈炯明，总务课长为洪承点。

　　起义前在新军和防营中，都进行了严密的联络，同盟会以及会党的渗透使得革命空气日益浓厚，统筹部并在广州建立了三十余处分指挥点和枪械储备点。起义总指挥部议决定分十路发难：

　　黄兴率南洋及福建志士百人攻击总督府；

　　赵声率江苏、安徽志士百人进攻水师行台；

　　徐维扬、莫纪彭率北江志士百人攻打督练公所；

　　陈炯明、胡毅生率民军百人防堵旗满界；

　　余下六路分别由黄侠毅、姚雨平、李文甫、张六村、洪承点、罗仲霍率领，目标是军械局和电信局等。

　　起义前不到一个星期的日子，黄兴写下诀别信给中山先生和南洋诸同志，信中有谓“……成败既非所逆睹，惟望公珍摄，成则速回，败亦谋后起……奈事皆决议而行，非一人所能专，幸各人挟有决死之志，或能补救亦未可知……”“誓身先士卒，努力杀贼，不敢有负诸贤之期望。”（《黄兴年谱长编》181页，中华书局）

　　因敌情变化，起义时间有所更改，黄兴电阻留港敢死队进广州。两广总督张鸣岐大肆布防，各要隘驻满清军，而赵声所率领的同志多为内地人，口音和粤语相差太大，很容易被侦破，于是赵部返回香港者达三百余人。黄兴这时发给胡汉民的秘语电报有谓“省城疫发，儿女勿回家”，香港志士接到该电，大惊失色，这是因为他们知道广州力量太单薄了！起义前一天，原定的十路发难，只得改为四路进攻：一是黄兴率队攻击两广总督署，二是姚雨平指挥攻击小北门，三是陈炯明领队攻打巡警教练所，四是胡毅生率一小队守大南门。

　　悲风浩荡的黄花岗起义

　　4月27日下午5时许，黄兴率120余名敢死队员直扑两广总督署，发动了同盟会的第十次武装起义，即广州黄花岗起义。

　　4月23日，黄兴潜入广州，成立起义指挥部。广东清吏风声鹤唳，多方防备，并四出搜捕革命党人，形势越发紧张。27日，黄兴召集会议仓促间决定起事。刚出发时，冲锋队吹响螺号，号声有风起云涌之势，途中遇到警察来阻拦，立即开枪将其击毙。到了总督署，一班卫队举枪顽抗，起义军马上喊话，令其归顺反戈一击，这就给其机会，而其人甚为冥顽，居然开枪射击，义军迅将其管带金振邦射死。敢死队突入总督署，杀进二堂时，卫队已魂不附体，纷纷走避，总督张鸣岐逃走，但在大堂后面的卫队，则以栏杆、梁柱为掩体，负隅顽抗，导致几位党人连续中弹牺牲，黄兴组队对卫队实施截击，卫队被压制举枪投降，于是令其为引导，向深隐处搜索，发现敌人已逃避一空，乃点火焚毁总督署。在东辕门外与水师提督李准的大队亲随遭遇，党人林文、刘元栋认为其中必有同志，于是趋前喊话令其投降，不料对方猛烈开枪，遂遭射杀，黄兴两个手指即在此处被子弹打飞。眼见形势不利，党人分三个方向突击。其一遇到巡防队，方声洞等人中弹牺牲。方声洞本来在日本留学，得知即将起义，决意到广州参加是役。在日本的同志因他新婚燕尔，强留他在东京，被他挣脱，慷慨赴难。他在黄兴的带领下冲进总督府，稍后转攻督练公所，孰料随即被清军冲破队形，方先生遂孤身被围，犹挥弹突击，身中数弹，血流满衣，犹力撑以手枪击毙清军多人。

　　喻培伦一年前谋炸醇亲王，事败惊险脱身，现在冲在攻打督署的最前锋。他是炸弹专家，这次起义的炸弹多为其亲手制造。喻培伦胸前挂着装满的炸弹筐，首先炸开围墙，转攻到莲塘街口，与增援清兵遭遇，鏖战三个多小时，死伤战友多人，他身负重伤，弹尽力竭，为敌所捕，临刑前慷慨陈述革命宗旨。

　　方声洞和喻培伦，这年都才25岁。

　　另一队冲到小北门街上，以米店米袋作掩体还击，坚持到次日下午，因张鸣岐下令烧毁街道房屋，只得越墙四散逃逸。起义军浴血奋战，东奔西突，终因兵力严重不足而溃败。此役，陈炯明、胡毅生、姚雨平等部均未能按照预期发动，至严重影响大局。

　　起义失败后，黄兴负伤潜回香港，喻培伦、方声洞、林觉民等或战死或被捕杀，死难的同盟会会员有名可考者八十余人，其中72人的遗骸由潘达微等出面收葬于广州东郊红花岗。潘达微并把红花岗改名为黄花岗，这次起义因而被称为黄花岗起义。

　　这是辛亥革命前夕一次决定性的起义，中山先生评曰：“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

　　黄花岗事败，赵声悲愤欲绝，忧心如焚，返回香港就卧床不起。5月6日开始病情加重，几天后开刀手术，不久病情恶化。他将陈英士等同志召于床前，勉励甚切，悲愤地说，“我负死难诸友矣，雪耻唯君等”。并连吟“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声泪俱下，此后再不能说话。到18日下午与世长辞。世人无论识与不识咸痛悼之。

　　赵声遽尔故去，黄兴、胡汉民代表同盟会作《告南洋同志书》，并致函中山先生，报告这个不幸的消息。函中讲到：“以伯先（赵声字伯先）平日之豪雄，不获杀国仇而死，乃死于无常之剧痫，可谓死非其所。广州义举，尽丧我良士，今又失我大将，我同胞闻之，悲慨愤激，况若弟等目击者伤心狂愤”，字里行间染满痛烈心境。

　　辛亥革命胜利后，民国元年（1912年），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为了表彰先烈事功，追赠赵声为上将军，并归葬骸骨于其故乡镇江南郊竹林寺。

　　革命党无数次的点火，到黄花岗起义，可谓火势熊熊，再难浇灭；到了四川保路运动，更是风借火势，直接向十月十日的武昌定点飚燎而去。令人扼腕的是，党人牺牲惨重，如黄兴所说，“此次死义诸烈士，皆吾党之翘楚，民国之栋梁，其品格之高尚，行谊之磊落，爱国之血诚，殉难之慷慨，兴亦不克言其万一”（黄兴，《黄花岗之役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