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弹与药方

　　南粤的冬天并不寒冷，但在这里却依然充满了阴森。

　　时已夜半，大厅的四周却依然裹着黑布，不让烛光有一丝的外泄。厅的正中，摆放着一张案桌，包着白布。一支白色蜡烛照亮着桌上一个狰狞的骷髅头。

　　这并非黑帮的堂口，而是革命恐怖组织“支那暗杀团”的宣誓会场。入盟者必须面向骷髅站立一段时间，然后被告知组织的宗旨和方略。

　　这是1909年的冬天，香港，一片没有黄龙旗飘扬的大清国土。当然，革命者从不讳言自己对暴力的信仰及对鲜血的无畏，而吊诡的是，似乎总是摆出非暴力柔弱姿态的保皇党，也同样信奉匕首与炸弹。

　　不择手段

　　几天前（1909年12月9日），一位名叫刘思复的“恐怖主义”嫌疑犯，从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监狱被假释出狱，他迅速来到香港，组建了这个“支那暗杀团”。除了刘思复外，这个暗杀团还有位日后大名鼎鼎的人物：陈炯明。这个组织，迅速得到了革命党的重视，成为革命党手中的一把精钢匕首，摄政王载沣、广东水师提督李准（首位宣示南海主权的中国将领）、广州将军凤山都成为他们的目标，只是刺杀载沣未遂，而李准则被炸成重伤，凤山被炸身亡。尽管日后掌权的国民党，似乎羞于谈论这段黑帮前传，但毫无疑问，“支那暗杀团”成功地建立起了“革命恐怖”氛围。

　　就在刘思复面对着骷髅头宣誓时，身在日本的另一群年轻人汪精卫、陈璧君等，也组建了一个暗杀团体，他们在日本的主要学业就是制作炸弹，要“藉炸弹之力，以为激动之方”，用恐怖主义挽救革命的颓势。

　　早在兴中会草创时代，暗杀就成为革命的重要内容。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结合成同盟会后，暗杀组织更是遍地开花，除了刘思复的“支那暗杀团”、汪精卫的“京津暗杀团”外，还有诸如“北京暗杀团”、“天津暗杀团”、“东方暗杀团”、“中国敢死队”等，艰巨而漫长的社会革命被简化成匕首与炸弹的快餐式操作。暗杀这种短平快运作，似乎很容易令人上瘾，从肉体上剪除异己的习性，牢牢地渗透到了革命党的血液之中。辛亥革命之后，暗杀就成了革命党内部路线斗争的有力武器。一位名叫蒋中正的年轻人，通过刺杀光复会副会长陶成章，而赢得了革命党的绝对信任，为自己迅速成长为革命、乃至民族的下一任领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然，革命者从不讳言自己对暴力的信仰及对鲜血的无畏，而吊诡的是，似乎总是摆出非暴力柔弱姿态的保皇党，也同样信奉匕首与炸弹。在康有为的领导下，保皇党耗费巨资进行大量的暗杀行动，虽然没有能消灭“顽固派”，却在党内清除异己方面功效卓著。

　　即使身在国内，没有条件也没有胆量进行暴力恐怖攻击的立宪派们，为了达成自己的政治目标，也实行一种“非暴力的恐怖行为”：公开号称“不纳税主义”，国会一日不开，各省咨议局就一日不得承认政府的新租税。本应根基于妥协与宽容的立宪运动，成为一种非黑即白的零和游戏，权力资源成为绑架和勒索对手的武器，社会安定与和谐则成为“刀口”下的人质。

　　“不择手段”越来越成为晚清政治舞台上各种角色的“同一首歌”，各种政治力量都认为自己真理在手、正义在握，都抱持着舍我其谁、唯我独尊的救世主心态，都将别人的执政妖魔化，而将自己的掌权神化为人间天堂。

　　尽管民国的官修历史，都将一切乱象简便地归咎于清王朝在政治改革上的拖延，但那些吃俸禄的民国太史公们似乎忽视了：在被他们称为腐朽没落的清王朝彻底覆没后，急不可耐、并且不择手段地高喊“民主、宪政”的造反者们，“破旧”之后却无法“立新”，依然捡拾起清王朝的“借口”，乃至高喊“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政党”的响亮口号，其“立宪预备”之漫长、中央控制之细腻、领袖集权之严密，令清王朝的遗老遗少们自叹不如。革命派认为“中华”才是病人，而满清当权者本身是病毒，应当清除，才能保中国；而保皇派则认为，爱中国就要爱大清，救中国就是救大清，即使大清国成了植物人，也可以从西方进行政治体制层面上的全面器官移植。

　　神医遍地

　　其实，当中国在晚清时病入膏肓，不同的医生开出的是不同的治疗方案：有的认为必须大动手术，才能起死回生，而且时不我待，应立即动刀。革命派和海外的保皇派都属于这一类，区别在于革命派认为“中华”才是病人，而满清当权者本身是病毒，应当清除，才能保中国；而保皇派则认为，爱中国就要爱大清，救中国就是救大清，即使大清国成了植物人，也可以从西方进行政治体制层面上的全面器官移植。另一类医生，则认为正因为病情过重，才不应操切从事，而应采用保守疗法，固本培元，这些意见自然显不出医术高明，没人爱听，1909年下课的陕甘总督升允就是其中之一。有学者将这种面对绝症的截然相反的意见，称为大清改革所遭遇到的“重症综合症”。

　　如此精到的观点，却毕竟还是从“纯医学”角度出发。被学者们有意无意忽视了的，是大清国这位身染沉疴的病人，却拥有着无限的政经财富。面对一个富得流油而且垂危的病人，你还能指望他得到纯粹医学意义上的关注与治疗吗？于是，良医遍地，药方满天，其间或许真有扁鹊、华佗，但更多的是滥竽充数者和浑水摸鱼者，甚至兽医、屠夫改行，拿着屠刀当做手术刀的。

　　肥沃的权力牧场一旦抛荒，就会成为城狐社鼠的乐园。打倒了一头被“既得利益”撑饱了肚子的“饱狼”，迎来的或许是10头嗷嗷待哺的“饿狼”。动听的口号如同风月场中的海誓山盟，比短暂的高潮消散得更快、更彻底。利益决定立场、立场决定态度，从来都是屁股指挥脑袋。激进与保守、革命与保皇、左与右，一切归根到底就只是“未得利益”与“既得利益”的分野。在野时高调入云、绕梁三日，甚至恨不能上嘴唇挨着天，下嘴唇接着地；而一旦在朝，则莫不将全天下当做一己的卧榻，“率土之滨，莫非皇臣”，化国为家，以家代国。 “腐朽”的大清帝国灭亡后，“伟大”的民国却丝毫未见病情有所好转，大清国的“流感病毒”似乎并没有随着病人的死亡而消失，反而出现了更为强壮的变种，一而再、再而三地造就着新的案例。

　　其实，流感早已蔓延全民，尤其是那些到处开方子的真假“神医”，他们本身的能力、素养、动机，他们日思夜想、朝夕相伴着权力这一“病原体”，都注定了他们才是最容易被感染的高危人群。而问题在于，神医们在给别人打针、下药、截肢甚至安乐死的同时，从来就没想过自己也该修理修理。于是，一部中国近代史，俨然就是这种病毒的传染史，“神医”不断成为“病人”，一茬又一茬，前“腐”后继，而中国在不断吃药的同时，也不断期待着宿命中下一个“神医”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