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晚年的著书立说

　　孙中山知识渊博，这与他孜孜不倦的读书生活有关。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孙中山的重要著作，基本上都是在他最后10年的时光中完成的。

　　1、上海完成《建国方略》

　　1918年6月到1920年11月，孙中山在上海“闭户著书”的几年是他难得的集中读书的时期。加拿大华侨送给他的上海故居，楼上有他的读书室和藏书室，曾在这里见过他的一位苏联人马特维耶夫·博德雷曾回忆说：“在几乎顶到天花板的玻璃书橱里，摆着许多书。书背上的字使主人知道全部书籍的名字。大概，他闭着眼睛也可以找到这里的任何一本书。”

　　这段时期，孙中山专心撰写《孙文学说》、《实业计划》等著作，需要阅读大量参考书，他广泛收集资料。他买的书中既有线装古书，也有旧版的外文书，还有新出的书，以英文书居多。1918年7月写给儿子孙科的信中曾提及，在上海的日本书店订购了上百种新书，还没运到。孙中山在信中还说：“父近日热病初全，经已起手著书，或于数月后可成一书也。”孙中山当初经过日本回上海时，因眼睛患急性结膜炎在日本的西京大学医院做了手术，因旅途劳顿，到上海后又发高烧，当病情稍有好转时，就开始了读书及写作。孙中山嘱咐孙科：“儿有暇，当从事于译书、读书，或从事于实地考察种种学问，切勿空过时光。”在此也可看出，孙中山对于读书增长学问是很看重的。

　　《孙文学说》于1918年底至1919年春完成，提及的中外学说、书籍至少有上百种。全书约有6万多字，融入了孙中山大半生的知识积累和革命实践经验。孙中山从饮食、用钱、作文、建屋、造船、筑城、开河、电学、化学、进化等10个方面，论证了人类进步过程经历了不知而行、行而后知、知而后行三个阶段，提出了知难行易的著名论点。

　　写作这本书的过程，可以用一个小例子说明孙中山的严谨和认真。1918年仲夏的一天，天气十分闷热，孙中山伏案写作了一天后，晚饭后与秘书邵元冲纳凉时，仍在构思写作事项。孙中山忽然问“神农氏日中为市，处于何书？”邵元冲回答：“此事除载于司马迁的《史记》等书外，大概以《易经·系传》所载为最早。”孙中山点点头，要邵元冲把所述书籍找来供他查阅。后来这个知识点被孙中山写在《孙文学说》第2章中。在写作第4章时，孙中山想举中国古代发明创造的例子，问邵元冲关于中国舟车及火药的发明，以及明代郑和下西洋的史实和所乘海船的构造，有哪些书可供参考备览，邵元冲按照孙中山的嘱咐，分别买来《格致镜原》、《事物纪始》、《星槎胜览》等书籍，让孙中山查阅。

　　《实业计划》于1918年开始写作，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在1920年出版全书英文本，由朱执信、廖仲恺、林云陔、马君武等译为中文，于1921年10月由上海民智书局出版中文本。全书共分为六大计划，还有篇首和结论两部分，其中论证设计了交通通讯、港口、铁路枢纽、港口城市、水力、冶金及水泥、矿业、农业、造林、移民共10个方面的内容，集中体现了孙中山关于中国现代化经济建设的具体设想和深刻认识。

　　为了写作《实业计划》，孙中山参考的英文书籍单是经济方面的就有240多种，有西方经济学家的许多著作，如马歇尔《经济学原理》、凯恩斯《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等，有工业、财政、银行、货币、信贷方面的，有城市规划、水陆交通方面的，也有关于中国河流航道、港口等方面的专门资料。关于西方欧美各国工业革命、工业发展史的著作大部分都出版于1913年至1917年，比较详细地分析了英国、美国、德国等西方国家工业发展的历程及其主要经验教训，可以说是当时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

　　在发展实业方面，孙中山读得最集中的著作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是关于交通港口，特别是铁路建筑、经营、管理方面的论著，现存上海孙中山故居关于这方面的书籍，据统计有60多种，如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约翰逊所著的《运输学》、《海洋与内河运输》、《内陆水道及其对运输的关系》等。

　　二是在城市规划与管理方面，孙中山阅读的都是西方著名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现在能看到的有9本，如《现代城市及其问题》、《发展中的城市》、《城镇规划入门》、《城镇规划的实践》等，全部出版于1912年至1916年。

　　三是关于银行、信贷方面的英文著作，有近60种，绝大多数出版于1910年至1914年，包括英、美、法、德、意大利、比利时、加拿大、瑞士、瑞典、阿根廷、巴西、智利、秘鲁、埃及等国银行、货币、财政、信贷制度，以及许多大银行史，如《美国第一、第二银行》、《银行贷款与股票交易投机》、《德国大银行及其由于德国经济普遍发展而产生的集中》等书籍。孙中山还阅读了许多有关中国经济、贸易、外交的论著，积累了丰富的知识。

　　在理论研究方面，孙中山也购置了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著作60多种，其中大部分是1910年至1917年出版的新书。从现存的故居藏书中，可以看出孙中山所着重研究的是当时剑桥学派、奥地利学派以及美国新经济学的著作。其中我们熟知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有1904年和1911年的两种版本，可见孙中山对于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也进行了认真的研究。正是因为理论联系实际，孙中山才以宏大的气魄、战略的眼光、哲理的深度写出了《实业计划》。

　　《实业计划》书中的内容体现了此时孙中山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总体规划和设想，他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经济的萧条中看到了可供中国利用的机会，而且因为从1912年民国建立以来八年多的实践以及中国同西方进一步拉大的差距中，清楚地看到了实业能否发展是中国存亡的关键所在。因此他提出了全面构建全国的交通网络，加速发展能源、原材料和本国工业，自觉引进国外资金、人才，推进中国的经济发展实现现代化。这一思想，在当时兵荒马乱的中国没有引起多大的重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也没有多少人注意，一直到改革开放后，才陆续为学者所关注，并惊叹于孙中山的高瞻远瞩。

　　这一时期孙中山的著作汇集成《建国方略》出版发行，包括《孙文学说》，又名《心理建设》，《实业计划》又名《物质建设》，以及《民权初步》，又名《社会建设》，这本书写完最早，于1917年4月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单行本，当时的书名是《会议通则》，主要内容是公民集会、结社、开会、提议案付诸表决而设计的规则和程序，是一部关于民主政治建设的论著，叙述了政府的组织、运作和普通大众在社会生活中应掌握的具体民主原则、程序和方法，反映了孙中山倡导的民主政治思想。

　　2、广州演讲“三民主义”

　　孙中山写完上述三部书稿后，就开始草拟《国家建设》一书，到1922年6月，他已经完成了其中《民族主义》一册的草稿，《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两册也草就了大部分，其他各册的思想线索、研究思路也大体规划就绪，一有时间，就可以振笔直书，不料“陈炯明叛变，炮击观音山，竟将数年心血所成之各种草稿，并备参考之西籍数百种，悉被毁去，殊可痛恨”。今天我们知道在上海孙中山故居的很多书籍被孙中山带去了广州，就毁于那次叛乱的战火中。

　　在广州期间，孙中山一直忙于筹建革命政权，建设革命大本营，根本没有时间著书写作。为了让中国的广大民众更好地了解他的建国思想和三民主义，孙中山选择了演讲的方式来广为宣传。孙中山对他的秘书黄昌谷说：“我要把三民主义宣传到全国国民，但没有时间写出来，想用演讲的方式表述出来，你可不可以替我笔记下来？” 在征得黄昌谷的同意后，孙中山每次演讲都由黄昌谷速记下来，交给孙中山初读一遍，再交给邹鲁读校。邹鲁要做的事情是先校正记录稿在文字、内容上的错误，补充遗漏的部分，然后再对记录稿通读，进行文辞的润饰和内容上的增删，对增删部分先用稿纸誊清贴在原稿相应的地方，请孙中山审核。凡采纳的部分，由孙中山亲自写于原稿上，然后再退给邹鲁读校，直到双方满意为止，有时这样的程序要进行好几次。在他们修改的过程中，参考了大量古今中外的书籍。

　　有一次，孙中山在演讲民权主义的时候，记录稿中有一段文字，邹鲁看不大明白，便拿着记录稿去见孙中山，请孙中山把这段内容再给他讲一遍。孙中山接过原稿，问邹鲁看不明白的是从什么地方起，到什么地方止，邹鲁指出后，孙中山不假思索，立即把这段删了去。邹鲁没能领会孙中山的用意，心情立刻紧张起来，急忙请示孙中山为何这样，孙中山说：“不要这一段了。”面对邹鲁的疑问，孙中山说：“三民主义的学理虽然非常深奥，却要使凡是识字的人个个都能看得懂，这样，我的主义才能普及民众，然后才能望其实现。假使连你都看不明白，那看不懂的人就不知有多少，所以把这段全部删去。”由此可见，《三民主义》蕴含着孙中山用浅显的文字宣传的良苦用心。

　　孙中山在广州系统地演讲三民主义，是他晚年对其全部革命生涯积累的经验教训的一个总结，是他一生思想中关于三民主义学说的一个全面总结。三民主义演讲稿合订本于1924年底，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在广州印刷发行。今天我们看到的《三民主义》通俗易懂，简洁如平常对话，其中的原因不是因为孙中山的古文功底不深，而是因为它是由演讲记录稿修订补充而成的，保留了口语化的风格，孙中山考虑到民众的接受能力，刻意追求平易近人，以利于扩大宣传。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了北京政变，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孙中山临行前，召黄昌谷谈话，表示到北京后还要继续演讲民生主义，要黄昌谷随行担任记录。动身时，孙中山携带了大量住、行、印刷、音乐方面的书籍，作为参考书。

　　3、著书与藏书

　　孙中山的著书非为名利，而是他心系天下的表现。他所著书籍中体现的思想只是他丰富学识中的九牛一毛，一生博览群书的孙中山对于自己的读书是怎么看的呢？邵元冲是他晚年的秘书，曾当面问过他：“先生平日治学非常广博，于政治、经济、社会、工业、法律各种书籍，皆笃嗜无倦，可究竟以什么为专攻？”他回答说：“我无所谓专攻。”邵元冲问：“那么，先生所治究竟是何种学问呢？”他回答：“我所治者乃革命之学问。一切学术凡有助于提高我革命的知识及能力的，我都用来作为研究的原料，以组成我的革命学。”

　　孙中山是个政治家和思想家，他爱书、读书，却不是那种尽信书的人。他反对好读书不求甚解，也反对死读书，或者将古人的解释再解释一次，“你一解释过去，我一解释过来，好像炒陈饭一样，怎么能够有进步呢？”戴季陶有过这样一番评价：“我们读书是弯着腰去接近书，中山先生则挺着胸膛在读书，合于他的需要的便吸取之，不合于他需要的便等闲视之。我们是役于书，而他则是役使着书。”

　　孙中山一生买过、读过的书籍，大半都散失了，在他上海故居保存下来的大多是他生命中最后十年所读的书，也就是和宋庆龄结婚以后买的书为主，共计1932种，5230册，他求学时代的书基本上没有，辛亥革命时代的书也很少有保存下来的。在现今的存书目录里，既有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也有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还有哲学书籍、百科全书、年鉴数十种。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有农业、工业、林业、地质、地理、化学、物理、营养学、动物、养殖、运输、天文、医学、体育等，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有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军事学、社会学。文学、语言学、法律学、心理学、城市学、宗教学等，几乎涉及到当时所有的学科领域。对当时的社会主义理论，孙中山既读欧美空想社会主义的书籍，也读俄国共产无政府主义的书籍，还研究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书籍。据《上海孙中山故居藏书目录》分类，百科全书、年鉴28种，政治，包括法律军事共484种，经济方面，包括铁路共274种，社会学书籍203种，哲学，包括心理学、宗教学54种，科技方面，包括医学、体育109种，天文地理，包括地图55种，历史类的书籍116种，文学类的包括传记170种，期刊有62种。从上述分类来看，数量排在前四位的是政治、经济、社会、历史。

　　孙中山的知识涵盖面之广，在20世纪几乎无人能及。孙中山临终之际，在家事遗嘱中将书籍列为自己留下的首要财产：“余尽粹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