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章太炎发出第一声反清呐喊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以后，全国各地纷起响应，不到三个月，清朝统治即告崩溃，其速度之快，出乎统治者的想象，也出乎革命党的意料。在这一划时代的革命史上，上海的作用特别巨大，地位异常重要，在革命舆论宣传、起义队伍构成、起义的准备、起义方式、革命派与立宪派的关系等方面，都显示出独特的风格。

　　愚园集会，章太炎发出第一声革命呐喊

　　在上海，发出反清革命第一声呐喊的是章太炎。1900年7月，他在愚园举行的“中国国会”上，一声怒吼，从此揭开上海地区反清革命序幕。

　　1900年的中国，乌云密布，风雷滚滚。英、俄、美、日、德、意、法、奥八个帝国主义国家组成八国联军，野蛮侵略中国，在华北地区血腥屠杀义和团，侵占北京。清廷实际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偕光绪皇帝逃往西安。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等人，与英美等国经过谈判，实行东南互保，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督抚保护。各国借口保护，把军舰纷纷驶向长江各口岸，并增兵上海。在这兵荒马乱、国势陵夷的非常时期，上海的一部分爱国志士认为这是挽救中国命脉的重要时机，于是，7月26日，他们召开了“中国国会”。那天，爱国志士唐才常等，约集上海维新人士80多人，在愚园南新厅召开会议。愚园是上海著名私人花园，与张园齐名，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以北，赫德路（今常德路）以西。那时，上海没有举行公共集会的规定场所，比较大型的公共集会通常在张园、愚园举行。这两个花园都有大型会议厅，需要集会时去登记租用即可。

　　“中国国会”到会者还有容闳、严复、马相伯等。大会决定正式成立“中国国会”，也叫“中国议会”，与会者以无记名投票方式分别选举容闳、严复为正副会长。随后，会议发布宣言，宗旨是：一、保全中国自主之权，创造新自立国；二、决定不承认清政府有统治中国的权利；三、请光绪皇帝复辟。宗旨宣布后，与会人员意气奋发，鼓掌雷动。但有两人对此不满，一位是毕永年，另一位是章太炎。章太炎批评唐才常，不应该一面排满，一面勤王，既不承认清政府，却又拥戴光绪皇帝，实属大相矛盾。经再三争辩无效，章太炎乃决意与保皇派决裂。他在会后即割辫易服，剪去拖在脑后的长辫子，穿上友人送来的西服。男子留辫，是臣服清朝统治的象征，割辫，就意味着反叛清朝统治，清初如此，太平军造反时如此，清末还是如此。所以，章太炎此举，实属惊世骇俗，当时上海滩没有第二人。章太炎为此专门写了《解辫发》一文以明志，他也为此再次遭到清政府通缉。

　　“中国国会”的召开，在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打出“国会”旗号这一事实本身，就是对清朝专制的勇敢挑战。因为近代所谓“国会”，本是与民主制度联系在一起的，是君主专制主义的对立物。戊戌变法时期及其以前，改良派曾不止一次地提出改良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和召开国会的要求，但每次都如石投海，当然更未成为事实。这一次，容闳、严复、唐才常等人在不承认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统治的前提下，毅然举行“国会”，这就用实际行动表示了对专制统治的断然否定。这次“国会”虽未明确推翻慈禧专制统治以后所建国家的政体形式，但从会议主题和宣言，还是可以看出其思想意向的。会议主题第四项“保全中国自立”，所谓“自立”，即排除帝国主义侵略之后的民族独立；第五项“推广中国未来之文明进化”，实即要用资本主义的近代文明取代中国封建落后的方面。容闳起草的对外宣言，更清楚地写道：中国国会“决定不承认满洲政府有统治清国之权，将欲更始，以谋人民之乐利，因以声张乐利于全世界，端在复起光绪帝，立二十世纪文明之政治模范，以立宪自由之政治权与之人民，藉以驱除排外篡夺之妄举。”由此可见，容闳、严复、唐才常等人打算在推翻慈禧专制统治以后所要建立的，正是一个排除民族压迫的、独立自主的君主立宪制的民主国家。这与当时孙中山所考虑的中国未来政治体制，在民主精神方面是一致的。

　　“中国国会”选举的会长容闳，是中国著名留美学生，副会长严复是著名留英学生，英、美正是各具特色和典型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会议选举此两人为首脑，从一定意义上表明当时人们对英美议会制度的向往。议题的通过，正副会长的产生，均由与会者投票决定，说明这次会议本身也是议会制度的一次尝试。正因为如此，这个“国会”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单是“国会”之名已引起清朝统治者的惊恐。

　　“中国国会”的实质，是容闳、严复、唐才常等人想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度努力的开始。章太炎则走得更远，他选择的是革命。

　　章太炎自剪除辫子以后，在反清革命的道路上无所畏惧地奋勇前进。1903年，他因为撰文驳斥康有为的保皇论调，痛斥清朝统治者非我族类，辱骂光绪皇帝为“小丑”，为邹容的《革命军》作序，酿成震惊中外的苏报案，被判刑三年，关在上海提篮桥监狱里。他在1906年出狱后东渡日本，主编《民报》，继续奋战在革命第一线。

　　张园演说，革命宣传的独特风景

　　庚子事变以后，清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威信跌到最低点，革命风潮由此涌起。由于租界的存在，上海逐渐成为全国反清革命宣传的中心。这里出版的革命报刊、书籍，远远多于他处，举行的革命演说，远近闻名。其中张园演说最为著名，成为反清革命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张园地处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之南，同孚路（石门一路）之西，旧址在今泰兴路南端，面积最大时占地60多亩，在晚清上海为一最大的对外开放的私人花园。上海各界人士时常在这里举行演说。从演说的发起人与参加人看，有学界，有商界，有政府官员，有民间人士，不分男女老少，不分士农工商，有时还有些外国人；从思想、主张看，不分革命、改良，不问激进、保守。这是名副其实的公共场所，有点类似于伦敦的海德公园。张园集会演说的重要特点，是公开性、开放性、规模性与参与性。有些集会，动辄上千人。许多集会演说，都在事先发布消息，欢迎各界参加。蔡元培、章太炎、吴稚晖等人是这里的常客。

　　马叙伦回忆，张园演说他总去参加的，演说的情景是：张园开会照例有章炳麟（即章太炎）、吴敬恒、蔡元培的演说，年轻的只有马君武、沈步洲也夹在里面说说。遇到章炳麟先生的演说，总是大声疾呼革命革命。除了听见对他的鼓掌声音以外，一到散会的时候，就有许多人像蚂蚁附着盐鱼一样，向他致敬致亲，象征了当时对革命的欢迎，正像现在对民主一样。

　　1903年春夏间，《苏报》的革命宣传日趋激烈，与张园的演说此呼彼应，报纸发布演说预告，为演说助威；演说的内容再登在报纸上，为报纸增色。张园、《苏报》都在租界地面，清政府无法直接干涉。这年4月19日，公共租界工部局规定新的管理章程：一、所有租界内华人和外国人，无论何案，未经会审公廨核明，一律不准捕捉出界；二、界外差人不准入界擅自捕人；三、界外华官所出拘票，需送会审公廨定夺，派员协捕。这无异宣布，张园举行的那些反对清政府的集会演说，都是合法的，受到租界保护的。

　　事实确实如此。章太炎、吴稚晖等人经常在演说中肆无忌惮地攻击清政府，两江总督命上海地方政府查办。上海地方政府要求租界当局协助。工部局巡捕房将吴稚晖等人传去，问：“你们藏兵器否？”答：“断断没有。”巡捕说：“没有兵器，你们说话好了，我们能保护你们。”类似这样的传讯，据吴稚晖说发生过6次，他自己被传过4次，张园演说的活跃人物蔡元培、章太炎、黄宗仰都被传过。

　　这样，张园演说，对清政府的统治构成直接的威胁。两江总督、湖广总督都曾设法禁止、取缔张园演说，但因张园地在租界，清政府无计可施。

　　沪军都督陈其美，受孙中山高度评价的革命家

　　对于上海起义，孙中山曾经给予高度的评价。他说：武昌起义，各省响应，吾党之士，“不约而同，各自为战，不数月而十五省皆光复矣。时响应之最有力而影响于全国最大者，厥为上海。陈英士在此积极进行，故汉口一失，英士则能取上海以抵之，由上海乃能窥取南京。后汉阳一失，吾党以得南京以抵之，革命之大局，因以益振。则上海英士一木之支者，较他省尤多也“。孙中山表彰的陈英士即陈其美（字英士），他是上海起义的最重要领导人。

　　陈其美是浙江吴兴（今湖州）人。6岁入塾读书，14岁到当铺当学徒，1903年到上海经商，1906年赴日本留学，加入同盟会。1908年回国，往返沪、浙、京、津各地联络党人。1911年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上海成立时，他担任庶务部长。他在发动起义时，充分注意并利用了上海城市的特点。他将军事打击的重点放在江南制造局，对南市和闸北，采取策动军警起义。对租界，他采取充分利用、尽量不搞对抗的策略。

　　在起义前，他利用租界言论比较自由的特点，将租界作为舆论宣传基地。先是在1910年创办《中国公报》与《民声丛报》，两报都旋起旋灭。1911年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以后，《民立报》成为其机关报，陈其美等通过此报进行了广泛的革命宣传。武昌起义爆发后，《民立报》成为报道各地革命消息的权威报纸，日销数多达20000余份，为当时国内销数最多、影响最大的革命派报纸。

　　他利用租界不受清政府管辖的特点，将策划革命的秘密联络点设在租界。陈其美在上海跑马厅后侧马霍路（今黄陂北路）租了一幢房屋，作为招待往来革命党人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