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在北京的最后时光(2)

　　事情的发展正像孙中山所预料的那样，有太多的人并不想让他北上主政。11月10日，张作霖、冯玉祥等人来到段祺瑞天津的住宅，并开会决定推举段祺瑞为中华民国临时总执政。据冯玉祥回忆，直奉战争结束后，曹锟下台，无人主持处理政务，当时多主张段祺瑞出面维持，但段祺瑞以各方态度不明朗为由，待在天津不进京，并在天津召集会议，把冯玉祥和张作霖都叫去了。此次会议也决定，由段祺瑞组织临时政府，并任临时执政。

　　这个结果出乎冯玉祥的预料，段祺瑞把握住机会，冯玉祥反而处于从属地位。张作霖也违反了当初约定的奉军不入关的协议，奉系军队不仅陆续开进山海关，而且用武力夺取了直隶省地盘。而对于欢迎孙中山来北京的提议，在政变之后，张作霖就再也没有任何积极的表态了。通过“天津会议”，冯玉祥觉得大势已去，他悔恨地说：“唉!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可惜断送了政变的果实。”

　　在这样的形势下，孙中山仍决定北上。11月13日上午，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登上永丰舰启程。途中，他在黄埔上岸，到黄埔军校视察，检阅第一期黄埔学生学习战术。检阅完后，孙中山与蒋介石有一段对话。孙中山说：“余此次赴京，明知其异常危险，将来能否归来尚不一定。然余之北上，是为革命，是为救国救民而奋斗，又何危险可言耶？况余年已五十九岁，虽死亦可安心矣。”

　　在黄埔军校视察完后，永丰舰在苏联巡洋舰“波罗夫斯基”号护卫下，离开黄埔，驶往香港。在香港，孙中山改乘日本轮船春洋丸号前往上海。

　　由于孙中山当时推行联俄联共的政策，并在北上宣言中主张废除一切不平等的条约，这引起英法等国的不满，英文报纸《字林西报》甚至发表社论称应拒绝孙中山进入上海租界。再加上当时段祺瑞等在天津开会，推举出个临时执政，时局一时扑朔迷离。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在上海发表演讲，他说道：“我这次往北方去，所主张的办法，一切和他们的利益相冲突，大家可以预料我很有危险，但是，我为救全国同胞，为和平统一，开国民会议而去冒这种危险，大家爱国有责，便应该做我的后盾。”

　　孙中山在上海并未多作逗留，他在11月22日搭乘轮船离沪，转道日本。到日本后，他与日本右翼政治领袖头山满有过会谈。孙中山所主张的“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自然是重中之重，头山满关心的是日本的既得利益是否会受到损失，是否要收回旅顺、大连。孙中山回答说：“旅（顺）大(连)收回一事，余实未想到此……旅大如不扩大其势力，则无成问题之必要，香港亦然。”而在谈到废除不平等条约时，孙中山说：“今日有希望于先生者，有二问题，其一，撤销治外法权；其二，中国关税独立。”

　　3.拜访张作霖受冷遇 患肝病赴北京疗养

　　12月4日，孙中山由日本乘坐轮船刚到达天津，就登门拜访张作霖。当时张作霖在直奉之战中获胜后，挥师入关，进驻天津。张作霖得知孙中山要来，便故意炫耀军容，五步一岗，十步一哨。他自己不出来，只让张学良到门外迎接。孙中山一行在客厅坐了半天，张作霖才出来。孙中山说：“此次奉直之战，赖贵军之力，击破吴佩孚，实可为奉军贺。”张作霖听后说：“自家人打自家人，何足为贺？”脸上还装出不高兴的样子，故意让孙中山难堪。

　　这时候，客厅里的气氛就有些紧张了，大家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这时候，李列钧起身解围说：“事虽如此，若不将国家之障碍如吴佩孚诸人铲除，则欲求国家之进步与人民之幸福，终属无望。总理孙公之贺，实有价值，亦唯公能当之也。”张作霖听了后，这才高兴地大笑起来，双方的气氛转而融洽起来。

　　《与张作霖的谈话》中记载，在谈话中，张作霖劝孙中山对于废除不平等条约之事，暂缓施行。孙中山表示不能同意。当时，张作霖曾对汪精卫说：“我以前以为孙先生是一个什么难说话的人，今天才知道他原来是一个温厚君子。只是北京各国公使都不赞成孙先生的，大概因为孙先生联俄。你可否请孙先生抛弃他的主张，我保证叫各国公使都和孙先生要好。”

　　不但张作霖对孙中山北上时提出的政治主张不认同，临时执政段祺瑞也不赞成。孙中山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后，北京的外交代表团会聚在荷兰使馆里商量对策。孙中山到天津后，从12月4日晚上起，肝病便已发作。经过十多天的休息，本来病情已经好转，却又被接踵而至的坏消息伤了神。段祺瑞的代表许世英于12月18日来天津拜访孙中山时，谈到外交问题，说段祺瑞有“外崇国信，尊重条约”的保证。孙中山非常不高兴，说道：“外交团要求尊重条约，我听说段执政府已经同意，我在外面要废除那些不平等条约，你们在北京偏偏的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这是什么道理呢？你们要升官发财，怕那些外国人，要尊重他们，为什么还来欢迎我呢？”经过这一天，孙中山的肝病更行爆发，越发痛苦，便决定进京疗养。

　　孙中山病情加重之时，段祺瑞公布了《善后会议条例》，邀请了123人为善后会议成员，悍然对抗孙中山提出的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

　　4.抵京时三万人列队欢迎 拒绝为清室恢复原优待

　　虽然段祺瑞和张作霖反对孙中山的主张，但当孙中山抵达天津后，北京各团体已经计划好了欢迎孙中山进京的盛大仪式。

　　12月31日，孙中山抱病抵达北京。当日下午4时，专车到达前门车站，孙中山受到北京各界3万多人的欢迎。欢迎队伍由车站一直排到城门侧，学界将印好的200多万份传单随街散发。孙中山因病未作演讲，而是以书面形式散发了《入京宣言》：“十三年前，余负推倒满清政府，使国民得享自由平等之责任。惟满清虽倒，而国民之自由平等，早被其售与各国，故吾人今日仍处帝国主义各国殖民地之地位。因而救国之责，尤不容缓。”

　　时任北京警备总司令鹿钟麟回忆说，他担心人太多，车站秩序会失控，到永定门车站后，他想请孙中山在那里下车。鹿钟麟到车上拜会孙中山时，看到孙中山面容憔悴，手中还拿着本书在看。孙中山不同意在永定门下车，他说：“我是为了学生们为了民众而来的，请不必担心，挤着我也是不要紧的。”出乎意料的是，列车到前门车站后，欢迎队伍的秩序维持的很好。

　　孙中山入京当晚，就请协和医院代院长刘瑞恒诊视病状，并请美国医生施美路德士以及协和医院医生等7人会诊。经各医生诊断，认为孙中山患有肝部慢性发炎及肝部肿胀之急性病，但此病并非绝症。

　　此后，为了便于治疗，孙中山住到北京饭店506号房，即现在的北京饭店B座5101号，其随行部分人员则住到段祺瑞为孙中山预备的行辕——铁狮子胡同原顾维钧的住宅。当时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还特意为孙中山派了三个苏联籍的警卫员。

　　重病中的孙中山来到北京后，还处理一件与清朝皇室有关的大事。

　　1924年10月，冯玉祥政变后，他把溥仪赶出故宫。12月，得知孙中山抵达北京后，清室内务府宝熙、荣源等人递来函件，投诉国民军和临时内阁修改优待清室条例与驱逐溥仪出宫。他们认为，这违反了民国元年大总统所订立的《优待清室条例》。

　　清室内务府为何找孙中山？因为他们认为，孙中山与清室有些交情，或许能帮他们。原来，孙中山曾在1912年与清室有所接触，当时是孙中山第二次来京，他和黄兴浏览前清宫殿及颐和园，还同赴金鱼胡同那桐的住宅参加了前清隆裕太后命令载沣举办的欢迎宴会。因此，在孙中山第三次到北京后，清室内务府来请求孙中山维持旧规。

　　不过，孙中山对此态度非常坚决：不同意。当冯玉祥将溥仪赶出故宫时，孙中山曾致电夸奖冯玉祥：“报载令前清皇室全体退出旧皇城，自由择居，并将溥仪帝号革除。此举实大快人心，无任佩慰。复辟祸根既除，共和基础自固，可为民国前途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