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当选临时大总统前的南北博弈(3)

        伍、唐第一次会议，即在“召开国民大会表决国体”议题上达成共识，出乎中外意料。原来，伍廷芳虽是南方议和总代表，幕后操盘手却是张謇、赵凤昌，他们与袁世凯、唐绍仪在议和的关键问题上早有默契。

        张謇是江苏省谘议局议长，实业界领袖，袁世凯的故交。五月十一日（1911年6月7日），张謇从汉口赴京途中在河南彰德下车，拜会罢官隐居的袁世凯，他俩对如何应对将来时局的变化交换了意见，袁向张承诺：“有朝一日，蒙皇上天恩，命世凯出山，我一切当遵从民意而行。也就是说，遵从您的意旨而行。但我要求您，必须在各方面，把我的诚意告诉他们，并且要求您同我合作。”武昌起义后，袁世凯果然信守诺言，主要表现在：一、攻克汉阳后，他若要攻取武昌，易如反掌，但他并未这样做，反将主张急攻武昌的冯国璋从前线调离，派主和派将领段祺瑞统率清军；二、当张勋在南京被江浙联军围攻时，他若派清江、徐州的军队，两路过江增援，至少可以守住南京，但他也没有这样做；三、派唐绍仪到南方议和，临行前他嘱咐唐：到上海后，必须想法先与张謇见面，你得告张謇，我必尊重他的意见而行事。唐绍仪一到上海，果然先见张謇，请示机宜。（刘厚生：《张謇传记》，龙门联合书局，1958，页181-182）

        赵凤昌何许人也？他是江苏常州人，曾是跟随张之洞多年的亲信幕僚，参与机密，言听计从，后被张派到上海办洋务，结交了许多南方士绅，他和张謇友情深厚，与伍廷芳、唐绍仪也是旧交。唐绍仪很信赖赵凤昌，在和议过程中，他天天都与赵通电话。北方代表团成员张国淦回忆：“伍、唐同乡老友，共和主张，又在同一条路线。有赵凤昌者，曾在张文襄幕，与伍、唐俱旧识，有策略，此次革命，活动甚力。赵住上海南阳路，伍、唐遂假其寓所，每晚同往聚谈。在议场上，板起面孔，十足官话，及到赵处，即共同研究如何对付北方，以达到目的。赵参与密议，且在沪久，革命党人及江浙知名人士，尤其张、汤等，皆能联络。据魏宸组告余：‘所有和议中主张及致北方电，俱是夜间在赵寓双方商洽，精卫（汪兆铭）与本人（魏自称）常到彼处，皙子（杨度）则未参加，而袁内阁与唐，亦先有秘密私电往还，均从促成共和着手。’”（《辛亥革命史料》，页292）
        双管齐下，段祺瑞、黄兴派代表在上海签订密约
        南北议和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进行的，既摆脱了黎元洪的控制，也摆脱了同盟会的控制，成了江浙士绅的代表与袁世凯的代表进行的谈判。独立各省的领导权大多不在同盟会手中，江、浙两省又面临光复会的竞争，若再失去对南北议和的控制，一旦和议成功，清帝退位，袁世凯当选大总统，同盟会将被边缘化。为扭转被动局面，同盟会方面双管齐下，化解危机：一面由陈其美策动各省代表会议的留沪代表，选举黄兴为大元帅，代行民国临时政府中央政务（后遭黎元洪及各省代表的反对，在南京重新选举黎元洪为大元帅，因黎不来南京，黄兴以副元帅代行大元帅职权）；一面绕开伍廷芳，另辟蹊径，直接与北方谈判。

        这时，清军中的主和派将领揣摩袁世凯的心机，知其无意做曾国藩，他们见黄兴已取代黎元洪即将成为南方临时政府的首脑，便开辟第二渠道，由段祺瑞的参谋长靳云鹏派出私人代表廖宇春（字少游，江苏人，保定陆军小学堂监督）潜赴上海，谋求与黄兴谈判。参与其事者有黄兴的亲信、江浙联军参谋长顾忠琛，联军先锋队长朱葆诚、洪承点，文明书局经理俞复，北军红十字会会员夏清诒。洪承点是顾忠琛的学生，朱葆诚是廖宇春的学生，二人共事于联军先锋队，廖、夏到沪，经朱葆诚介绍先认识了洪承点，又经洪承点介绍认识了顾忠琛，顾忠琛则告以黄兴。黄兴指示顾忠琛和廖宇春会谈，探其来意。于是，顾忠琛乃约廖宇春、夏清诒密会于文明书局二楼经理室。

        就在伍廷芳、唐绍仪举行第二次会议的那天（12月20日），顾忠琛手持黄兴的委任书（“兹委任顾忠琛君与廖宇春君商订一切。十一月初一。黄兴。”《黄兴集》，页98）再赴文明书局与廖宇春会谈，签订五项条款：（一）确定共和政体；（二）优待清皇室；（三）先推覆清政府者为大总统；（四）南北满汉军出力将士各享其应得之优待，并不负战时害敌之责任；（五）同时组织临时议会，恢复各地之秩序。（钱基博《辛亥南北议和别记》，《辛亥革命》卷八，页103）

        黄兴明知黎元洪委任的议和全权代表伍廷芳正在上海与唐绍仪谈判，又遣顾忠琛与廖宇春签订密约，悖理违法，实属不义。

        南京成立临时政府，国民会议胎死腹中
        十一月初九（12月28日），袁世凯领衔率内阁十大臣上奏摺，代奏唐绍仪近电，请召集临时国会，公决国体。清廷接奏，即开御前会议，载涛、毓朗反对，奕劻主张允唐绍仪所请，隆裕太后乃下懿旨：“兹据国务大臣等奏，请召集近支王公会议，面加询问，皆无异词。盖内阁即以此意电令唐绍仪转告民军代表，预为宣示。一面由内阁迅将选举办法妥拟，协定实行，尅期召集国会。”（《辛亥革命》卷八，页155）第二天，伍、唐举行第三次会议，伍廷芳提出了修订后的“关于清皇帝之待遇”、“关于满蒙回藏之待遇”两项提议案，当日议决条款，首项即为“开国民会议，解决国体问题，从多数取决。决定之后，两方均须依从”。

        国民会议表决国体，清帝退位后袁世凯做民国首任总统，同盟会方面难以接受这样的结局。孙中山恰在此时回国，黄兴、陈其美等人考虑孙革命一生，眼看满清将倒，应给予其民国首任总统的职位，以示尊荣。“总理回沪后，黄克强、陈英士两先生朝夕不离。十一月初七日（12月26日），假哈同花园公宴总理。席次，克强、英士、遯初（宋教仁）密商举总理为大总统，分途向各代表示意，计已定。马君武公言于《民立报》，唤起舆论。晚间复集总理寓所，会商政府组织方案。”（《居正文集》，上，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页71-72）十二月初八，黄兴、宋教仁等人赴南京，连夜召集各省代表开会，提出成立政府、改用中华民国纪元并改用阳历、政府组织采用总统制等，筹备选举临时大总统之事。

        十一月十二日（12月31日），伍、唐（这是南北议和期间伍、唐举行的最后一次会议）签署协议，其第四条为：“伍代表提议国民会议在上海开会，日期定于十一月二十日（1912年1月8日），唐代表允电达袁内阁，请其从速电复。”

        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后当即致电袁世凯解释情由：“文前日抵沪，诸同志皆以组织临时政府之责相属。问其理由，盖以东南诸省久缺统一之机关，行动非常困难，故以组织临时政府为生存之必要条件。文既审艰虞，义不容辞，只得暂担任。公方以旋转乾坤自任，即知亿兆属望，而目前之地位尚不能不引嫌自避；故文虽暂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望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渴望。”（《孙中山全集》第一卷，页576）

        袁世凯认为南方太无诚意，1912年1月1日致电唐绍仪，说他12月30、31日以来的行动超越权限，政府不能承认。唐绍仪当即电请辞职。1月2日，袁世凯准唐绍仪辞去议和代表，并电告伍廷芳，否认伍、唐所订条款，嗣后应商之事，直接与伍廷芳电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