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教会阅览室里走出的革命团体(2)
辛亥革命网 2011-09-23 00:00 来源：人民政协网 作者：严昌洪 查看：
在吸收会员方面，他从不讲究严格的形式，而是注重灌输宗旨，使他们能真正认识到革命的意义而加入进来。
每逢星期日，即公开演讲，阐述世界大势，本国危机，以及当今救亡之道。为吸收更多的有志人士，演讲内容往往直奔主题，同时力求通俗。数月后，无论是否革命党人，只要是来听演讲的人，皆倾向于革命，且意志颇为坚定。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2月，日知会召开成立大会，到会者百余人。刘静庵在会上不仅报告了日知会成立的经过，还演说其成立的意义，指出瓜分惨剧迫在眉睫，若不想做双重奴隶，就“应该醒来，应该觉悟，早想挽救之法，以免永为外人之奴隶牛马”。他所提出的挽救之法就是建立组织，开展革命活动，推翻腐朽的清政府。
成立大会上，刘静庵报告了筹备情况，由张汉杰作会议记录，冯特民宣读会章。何季达、朱元成、冯特民、孙武等相继进行激烈演说。讲至深处，冯特民痛哭流涕，听者为之动容。之后，每逢星期日，必有此类演讲，表现出日知会会员们无所畏惧的革命精神。就这样，在刘静庵的苦心经营下，日知会由圣公会的阅览室发展演变为湖北又一个革命团体。
与同盟会表里一体
自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相信革命大业不日便会成功，于是制定“革命方略”，并派遣党员各回本省，鼓吹革命，传播革命思想。
湖北分会会长，先为时功玖，之后为张昉，又为陈镇藩、但焘。时、张、但三人因各种缘故都没有到湖北开展工作。陈镇藩虽回过湖北，但并未建立分会。湖北麻城人余诚慷慨陈词:“革命应该在内地策动，如今大家都聚在他人国都，终日谈论革命，只图口耳之快，有什么用呢？”总部乃改派余诚为湖北分会会长，回鄂主持分会事务。
当时日知会的发展已具规模，日知会的重要成员曹亚伯与范腾霄亦为同盟会员。余诚回到湖北后，便以日知会会员为基本力量，依凭日知会开展活动。余诚与刘静庵相交甚密，帮助整理党务，经理党校（东游预备科及江汉公学两校）。党人对刘、余二人好感日增，凡日知会会员，由余诚主盟，加入者众多。
表面仍称日知会，内容实为同盟会，正如之前表面为教会的日知会，实为革命机关一样。湖北党务，得余、刘和衷共济，其进步之速，真有一日千里之势。日知会会务得到了同盟会的指导，声势更大。
有一种看法，认为日知会“还不是一个具有严格的组织纪律和严密的领导系统的革命团体，它实际上只是一个志同道合者的俱乐部”。其实不然，日知会有一个宗旨明确的章程。有章程即有宗旨，只是刘静庵发展会员重在“灌输宗旨，使其真正认识革命而归依之”，章程未能传世，我们不得窥其全貌，对其中所规定的宗旨只知其精神而不识其文字，十分遗憾。
日知会设有严密的组织，会中有总干事一人，下设干事部与评议部。在成立会上，众同志公推刘静庵任总干事。此外还有联络员，由来自军学两界的会员充任，分别代表本单位会员与日知会取得联系。日知会还有下属组织与活动机关，使该团体收到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的效果。
日知会有系统的革命宣传活动，起先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都举行演讲会，名义上安排会员作读书心得报告或是科学实验，实际上进行革命宣传。后为了安全起见，渐渐停止了这种聚会演讲的公开活动，转而加大传播革命书刊的力度。由鸠译书社在黄冈翻印的革命书籍和由范腾霄购寄的东京《民报》等革命刊物，通过日知会会员之手散布于军学两界。
此外，日知会的活动波及各省，会员文晋介、柳世裕在南京；濮以正在安徽；徐于在奉天开展宣传工作。会员曹亚伯、范腾霄在东京加入同盟会后，成为两会间的桥梁，加强了海外同志与湖北党人间的联络。余诚回鄂主持同盟会湖北分会工作，也以日知会为活动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