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的乡居见闻

　　大家都“反正”了，武昌首义告捷，襄阳光复成功，使我们这些当年住在穷乡僻壤的黎民百姓也受到影响。晚清末年，朝政腐败，列强入侵，我们这些黎民百姓被压迫得喘不过气来。襄阳光复后，城里的人来说：“道台跑了!”“知府、知县大人也跑了!”甚至连旗人也跑了。我们喜出望外，老百姓有救了。当时官场的老爷们纷纷“反正”，当了“革命党”。过了不久，城里又打起来了，老百姓感到奇怪：既然都是“革命党”，为啥还要自己人打自己人呢?

　　城里来的人说，革命军在打自己的一个招讨使，因为两方都想占襄阳这块地盘。当官、当兵的要“反正”，老百姓也要“反正”。清兵入关时曾要汉人像满人一样留一条辫子，以示顺民。现在清朝推翻了，这个“顺民”的标志辫子当然要剪掉，这也是“反正”的标志。可是，老百姓当了两百多年的“顺民”，要剪辫子都不大习惯。成天提防有人来剪。年轻人自己剪，留一头长不长、短不短的“二道毛”，人们称它“马桶盖”。年经大的舍不得剪，就把辫子盘在头上，戴上一顶帽子，遮人耳目。但是，剪辫子的人还是很热心的，从县城剪到镇上，从镇上剪到乡下，小孩子最喜欢看热闹，见到剪辫子就拥上去看，哄然大笑。“反正”对官老爷也说不上有什么损害。我们族间的一位祖父原是清朝吏部员外郎，“反正”后官做不成了，就带着大老婆、小老婆、少爷、小姐，大小箱笼、金银财宝、文物典籍，浩浩荡荡、太太平平地回到老家来享清福。

　　“反正”后的“新生事物”

　    “反正”以后，“新生事物”当然也就应运而生。首先是宣统皇帝“让位”了，孙中山当上了临时大总统。到了1912年，就不是宣统的年号，叫做中华民国元年。老百姓过惯了阴历年，现在又加上了一个阳历年，要实行什么公历，因此出现了一“公岁”等于“两岁”的笑话。过年写捷报条时，中华民国的民字要写成“”，说这是表示老百姓出了头。实际上官还是官，民还是民，老百姓谁也不敢出头，只不过秀才、举人老爷的红缨帽子不戴了，补子官服不穿了，戴上了瓜皮帽，穿上了长袍马褂，知县换名为县知事，千总、把总改名叫队官，他们和过去的老爷一样威风，出门还是坐在穷苦人抬的轿子里，秀才、举人成了“绅士”、“联庄自治”的总保董。照样是“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

　　老百姓照样交租完课税，还是“王八有钱鳖老爷，有钱的大三辈，无钱的小三辈”。最滑稽的是，我们这穷乡僻壤里也闹什么民主党、共和党。许多秀才、举人、绅士老爷、乡下的读书人又找到新的出路了，有的参加民主党，有的参加共和党，还有的来了个双保险，民主党、共和党都参加了。在他们看来：革命了，反正了，参加一个什么党，才能升官发财，这个机会不能错过。

　　我们这些还在读书的学生娃也不知“民国”的好处在哪里。东津镇上有个同善党，反正后改为公立学堂。学堂里供的是“大成至圣文宣王孔夫子之神位”，每逢初一、十五，我们还是拿红纸封好的香钱恭恭敬敬地送给先生。然后由先生拿着香纸蜡烛，带着我们向孔圣人行三跪九叩之礼。我们的先生一个是秀才，一个是贡生。先生的桌子上照样摆着戒尺(俗称竹板子)。我们稍有一点不如先生的意，先生不是打我们的手心，就是要我们脱下裤子打屁股。我们读的书还是《三字经》、《百家姓》、四书五经之类，有时也会教读一本国文，国文里面画有清朝的龙旗，课文是“张龙旗，乘长风，龙旗所指，自南至北，自西至东”等等；我们也开始学洋操，在操场上我们唱的是“天地泰，日月光，听我唱歌在学堂，圣天子，图自强……”。实在使人分不清是现在的“民国”，还是“前清”。

　　形形色色的革命党人

　　晚清末期，人们经常议论革命党，但什么叫革命党，我们就不懂得了。等到“反正”以后，就冒出了许多革命党人，我们本乡本土的就有几个，说说这些人的经历，也可以看一看“革命党”是个什么样的党了。

　　李端成，是个当兵出身的人。他原在四川当兵，在辛亥革命那一年，他当了个小军官。辛亥革命后，他娶了一个四川妇女作老婆，带了几个钱回到东津小镇上磨豆腐、种菜园，过着清苦的日子。这个人很正派，不跟有钱有势的绅士往来，不干邪门歪道的事，也不爱说话，平常只卖他的豆腐小菜，两口子勤扒苦做，日子却越过越苦。国民党改组后，他听到我们学生告诉他：孙中山实行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很受鼓舞，他就在民国十四年加入了国民党，在乡下联络农民，成立农民协会，搞农民运动很积极。在工作中，他又听到一些有关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宣传，亲眼看到共产党人热心革命、不怕艰苦的劲头，就在民国十五年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加入共产党后，工作更加努力，成了家乡农民最拥护的农民运动领袖。到1927年宁汉合流后，他却成了地主、土豪劣绅第一个开刀的对象，光荣地牺牲了。

　　王殿甲，是江湖会里的大爷。辛亥革命时期，他是一个革命党人。辛亥革命后当上了营一级的军官，以后回到家乡，成了东泽镇上的绅士。他回来时，乡镇上的绅士没有一个不去拜望他的。他和绅士们常来常往，镇上处理大小事情，他是酒席上少不了的人物。

　　樊德斋，他书读的不多，字也识的少，自幼在“樊聚盛”木场当学徒，后来当上了管事先生。他利用这点社会基础和商业知识，同鄂西北、豫西等地的木材商人做生意、交朋友；他在汉阳当“庄客”时，又结交了湖南的木材商人。这样，他就在东津开了个“德盛厚”的小木场。他没权没势，生意做不开，发不了财。辛亥革命时，东津的江湖会有一定势力，他就与江湖会结合起来，在地方上建立保卫团，他当了团总，还当了东津的区长，这才在襄阳站住了脚，和襄阳的绅商老爷们平起平坐起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政治上有优势，他成了大绅士、大财主。大革命时期，他的儿子樊静远参加了共产党，樊家成了地下党的联络站。为此，樊德斋又在襄阳坐过国民党的监牢。

　　宋三，说不上是什么革命党，原本是乡镇上地主的狗腿子，是人们瞧不起的二流子。可是财主老爷们喜欢他，给他取了个名字叫作宋德山。辛亥革命后，他当了连长那么大的一个队官，大家也把他看作革命党。这样，他也成了东津镇上“说公了私”的绅士了，原来人人喊他“宋三”，也改口称他“宋三爷”了。

　　刘仲文，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刘公。是我们乡间闻名的“刘百万”，为清末襄阳三大富室之一。他富有民主革命思想，凡革命事业需要用钱，他总是慷慨解囊，是有名的革命党领袖之一。

　　我们乡镇的几个革命党人物，有的后来成了共产党人或民主进步人士，为中国的革命作出了贡献，他们名垂青史，流芳百世；有的后来成了国民党的党棍、土豪劣绅，终于身败名裂，被人民唾骂。（转载《湖北文史》第六十五辑，本文作者李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