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先生与宜昌(2)

　　是年7月下旬,湘督赵恒惕调集四万大军向湖北王占元开战。孙中山看到湘军开始行动,又派遣潘怡如、王守愚等赴川敦促川军尽快出兵。此时出席中共“一大”的董必武由沪返汉,为助孙中山一臂之力,受中共武汉地方工作委员会派遣赴川请兵,与路过武汉的潘、王两人相遇,便结伴而行。董必武等完成任务后留在鄂西军司令部襄助军机。

　　7月26日川军各将领公推刘湘为援鄂川军总司令,调集两万大军东下进攻湖北。8月7日,川军先遣队进至鄂西地区,攻占了建始,川军援鄂战争序幕揭开。

　　援鄂川湘两军进攻鄂境,鄂督王占元被迫下台。接任鄂督萧耀南为了抗击援鄂川军和鄂西军,加派了宜昌地区的兵力,使驻宜昌及其周围的北军人数达两万余人。

　　川军、鄂西军沿途攻关夺隘,8月21日占领了巴东。孙中山接到鄂西战事报告甚是欣慰,电令嘉奖。接着鄂西军北渡长江,向宜昌方向推进。8月31日,川军第二混成旅第一团团长刘伯承率部挺进到宜昌三斗坪,次日向宜昌南岸之曹家畈要隘的北军发起进攻;鄂西军渡江后占领了秭归,迅即推进到南津关一带要隘,并把司令部行营由南沱移驻三游洞。9月1日,川军、鄂西军共两万余人分由宜昌南北两岸之点军坡、晓曦塔等地三路围攻宜昌。北军不支,其主力龟缩于城内固守,战斗持续两昼夜。

　　恰在此时,鄂西军接到大总统孙中山9月7日发来的嘉奖电,全体将士士气大振。此刻,刘伯承指挥部队对宜昌南岸之顽敌实施包围攻击,在点军坡、安安庙一带全歼北军一个团。捷报赞刘伯承“指挥有方,官兵效死”,立下战功。英勇善战的刘伯承30多年后成为新中国十大元帅之一。

　　9月中旬,北军头领吴佩孚接到宜昌吃紧的消息,急忙抽调重兵水陆兼程驰援宜昌。他亲率北洋海军多艘兵舰到宜昌督战。两军在宜昌城外的樵湖岭、营盘岗一带鏖战,战况惨烈。后来潘怡如回忆说,川军与北军“血战十余日,屡进屡退,旋仆旋起,尸横遍野,血肉狼藉,仍相持数日”。到9月27日战事急转直下,鄂西军司令部行营被迫从三游洞撤出,川军也开始向兴山后撤。

　　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和援鄂战争,虽因最后南北媾和而告失败,但他为拯救中国所进行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千古传颂,为宜昌史册添上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寄托哀思，隆重集会追悼伟人

　　1924年上半年,广州革命政府大元帅孙中山,在广州国立高等师范讲授《三民主义》,进一步阐述利用宜昌到万县三峡水力发电的重要性不久,接北京直系将领冯玉祥等电邀,11月偕夫人宋庆龄北上共商国事。在京期间,积劳成疾的孙中山病情恶化,医治无效,于1925年3月12日溘然辞世。革命尚未成功,同志痛失导师,噩耗传开,举国哀恸。

　　据上海《民国日报》1925年4月20日、29日的两次报道和当事人的回忆,孙中山逝世的噩耗传到宜昌后,宜昌各社会团体、学校等自发组织小型追悼会。但有人认为,这不足以寄托宜昌民众的哀思,于是宜昌新闻记者联欢会发起,准备举行“宜昌各界追悼孙中山先生大会”。消息一经传出,各团体代表响应加入者很快达到90余人。4月12日下午3时在商埠公园(今中山路、珍珠路、四新路、四新横路环绕处)醉鸿轩召开筹备会,到会者74人。会议推举县自治筹备员罗大澄为筹备会主席,新闻记者联欢会代表十余人为干事,各团体代表为各该界招待员。筹备会设立收支股,由商会和律师公会组成,商会副会长蔡云程和袁福祥律师事务所律师袁福祥为收支股经理,负责钱银收支事务。筹办大会经费由各法团自愿捐助,限两日内送交到商会筹备会收支股。筹备会还商议了与之有关的其他事宜,并成立筹备处（设于醉鸿轩内）。追悼会定于20日在商埠公园举行。

　　20日这天,宜昌城区各机关均下半旗,并停止办公一日,各学校亦放假一日,以志哀悼。公园路(即今中山路)口用竹木和柏树枝扎一座高大牌楼,牌楼上用白棉絮缀成“宜昌各界追悼中山先生大会”十二字,公园门口亦扎有一座“八”字形牌楼。追悼大会场用白布围成栏杆,两旁悬挂宜昌各界敬献的挽联800余副,园中竖立高竿上挂青天白日旗。会场又扎一座牌楼,上以各种鲜花缀成“四海同悲”四个大字,中间悬挂孙中山先生炭精画像,为宜昌美术俱乐部艾德榜所绘,画像两旁俱摆置花圈,画像下的白布上书写有“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遗嘱,布置非常整齐。公园大会会场气氛肃穆。

　　上午9时,大会开始。驻泊宜昌港的兵舰鸣放礼炮,公园内举哀奏乐,全体肃立,各公会、法团、学校代表共170余人,每人胸前佩戴一朵白花,行三鞠躬礼。礼毕,由大会主席报告孙中山先生生平业绩,介绍他奔走海外,联络同志,发动和领导辛亥武装起义,推翻清王朝,创建中华民国的奋斗历程以及辛亥革命以后,以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发动了“二次革命”和“护法运动”并汲取经验教训,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的光辉业绩。主席报告完毕后,各界民众分班致祭,参加者达万人。这天,宜昌人山人海,盛极一时。追悼礼毕,各代表到各街头即兴讲演,并散发印刷品,宣传孙中山业绩和中山主义。

　　为了永久纪念一代伟人孙中山,1926年12月,按照孙中山遗愿进行的北伐战争占领宜昌后,北伐军组建的政权,便将商埠公园改名为中山公园,公园内的商埠图书馆改名中山图书馆,公园路改名中山路。以后,每年的3月12日,要举行宜昌各界植树运动暨孙中山逝世纪念会。1930年“总理逝世五周年宜昌各界纪念大会筹备处”还在中山路东口处(今儿童公园大门旁)竖立方柱型石碑一块,碑上镌刻“中山林纪念碑”六个大字。抗战爆发后,中山公园和图书馆毁于侵华日军的炮火,战后中山路在废墟上重建,街名沿用至今。（转载《湖北文史》总第九十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