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静庵与辛亥革命

          谈及辛亥革命，让人想起两千多年前的秦末战争及之后的楚汉相争。发生在中国的这两起重大历史事件，其经历有许多相似之处，只因评说差异，两起事件的主要角色——古代项羽与近（现）代刘静庵，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历史命运。

　　两千多年前的秦末战争，楚王项羽借陈胜、吴广举义之机，异军突起，率强大之师打败秦军主力，汉王刘邦领弱小之旅，抢占先机，占都城咸阳。之后，项羽、刘邦开始了四年的楚汉相争，结果，项羽败在刘邦手下。楚王项羽尽管败北，但在史圣司马迁笔下，并未按“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思维定式去写历史，而是客观的，尽可能的再现历史。在记载推翻暴秦的功劳上，既未忽略陈胜、吴广揭竿之功，更未忘记楚王项羽打败秦军主力之绩，与刘邦同等对待，以“本纪”记载了项羽历史。后来，刘邦曾孙汉武帝刘彻发现后，也并未因司马迁著述不合已见，将其用毕生心血凝成的《史记》付之一炬。随着那“史家绝唱，无韵离骚”的传世，败将项羽仍被后世称为“可惜的英雄”，而流芳千古。

        辛亥革命，与那秦未战争有着惊人相似，即：亡秦是楚，亡清也是楚。中国民族民主革命领导人刘静庵也有那类似项羽之功。他早年接受新思想，投身革命，在二十余年职业革命生涯中，领导革命党人一直战斗在与满清王朝生死较量的最前沿。传播革命思想，呼唤民众觉醒，兴办革命学校，创办革命刊物，发展革命组织，聚集革命力量，改造各地“会党”，策反满清武装，首创了在满清军队建立革命党人党代表制度。创建的最大民族民主革命团体——日知会，聚集了众多革命精英。如：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秋瑾、陶成章、章士钊、徐锡麟、吴禄贞、柳亚子、孙武、蒋翊武、焦达峰、董必武、刘公、王宪章等等。建立了以武昌为大本营，武汉为中心，长江汉水流域、东南沿海为重点，日知会遍布全国各地并渗透海外的民族民主革命新格局。仅武汉地区，日知会会员就在万人以上，外围组织数十万之众，革命火焰形成全国燎原之势。组织领导了庚子起义、两湖起义（史称长沙起义）、萍浏醴起义，多次机警躲过满清魔网，是清廷不惜重金重点通缉的革命党重要领导人，为对中国虎视眈眈的日本仇视。日知会发动萍浏醴起义后，正准备反动武昌起义，因以革命首席自居的奸人通过日本间谍向袁世凯告密，起义失败，刘静庵放弃逃亡海外机会，以身保护革命火焰。在狱中，他坚贞不屈，视死如归，领导中华铁血军坚持革命斗争。日知会会员变名组建文学社、共进会等革命团体后，他在狱中也不忘精心呵护，教育同志精诚团结，求同存异，共举大事，谋划指导狱外革命斗争，组织策划武昌起义，直至生命最后一息。临终托付革命同志:"吾死,清廷必懈怠，按既定方略举事，可成吾等覆清夙愿！”辛亥五月十六，惨死狱中。”死时，狱友狱卒皆抚尸痛哭，如丧考妣。狱外同志亦无不同声悲戚，誓为死者复仇！“他死后三月有余，经他与同仁发展起来的革命党人长期奋斗，不懈努力，辛亥革命终于在革命大本营武昌拉开帷幕。这场革命，由日知会革命党人经长时间策反的湖北新军首先发难，武昌起义爆发，之后，全国各地反清革命组织按照事先策划，纷纷响应。关内14省及辽宁、新疆等地新军先后倒戈，举义反正。满清王朝在全国革命的熊熊火海中土崩瓦解。

　　辛亥革命，从武昌起义中，可以看出刘静庵及日知会留下的革命印迹：起义的组织指挥者大多是日知会骨干；文学社、共进会等革命团体的革命纲领就是刘静庵提出的“推翻封建帝制，建立五族共和国家”的革命主张；采用的纪年，沿用日知会使用的黄帝纪年；尊崇的先祖是日知会推崇的统一中华民族的始祖——轩辕黄帝；武昌起义的讨清檄文属日知会骨干在狱中草拟；使用的旗帜，是日知会会员设计；起义军传唱的军歌由日知会会员谱写；许多起义将士在起义时呼喊的口号是“为刘静庵报仇！为死难烈士报仇！”……

        刘静庵作为辛亥革命的最主要角色，为这场革命的爆发在组织策划上做了大量前期准备，当之无愧“辛亥革命元勋”。但他没有古代项羽那般幸运。满清被推翻后，在国内外环境复杂，一些革命党领导人不愿领头的情况下，长期逍遥海外，以国家民族利益为赌注，挣得日本等列强为靠山的孙中山回到国内，在各省代表都在武汉情况下，日、英等列强操纵，将各省赴沪联络员冒充”代表“，”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轻而易举的获得革命胜利果实后，一方面与敌妥协，另一方面对反清组织和革命志士大打出手，替满清报了一箭之仇。各地新军及许多反清革命组织、革命志士由满清王朝的掘墓人，变成了满清王朝的陪葬品。宋教仁、陶成章及湖南、贵州、陕西、四川等地的革命领袖惨遭杀害。为将辛亥革命之功揽入囊中，对那死了的刘静庵也不放过。因为刘静庵革命功劳太大，影响太广，根基太深，不打压，难立领袖之尊。随着孙中山《孙文学说》、《中国革命史》等先后出炉，为已之功，孙中山的追随者们拿出了杀手锏，不留蛛丝马迹的将刘静庵及日知会沉没于历史的长河：毁灭历史痕迹；编造历史谎言，歪曲历史事实。形成对刘静庵革命历史的荒谬结论：二十余年革命时间说成不过四年而已，反清革命组织，以满清口吻“会党”论之，对居心叵测日本人称友，对众多反清革命志士以匪而论，功归己有，罪由他受；由刘静庵在湖北新军时，创建的长江流域革命组织——科学补习所，说成武汉地区革命组织，成立时期推迟一年有余；由他于早年赴汉未久亲手创建的全国性的最大民族民主革命团体日知会说成1906年2月成立，时间不到一年，便遭破坏，是靠日知会员支撑的同盟会在湖北的分支机构，小革命团体；由他与同仁一道组织领导的庚子起义、萍浏醴起义，说是孙中山组织领导；两湖起义，说成仅是黄兴领导的长沙起义，武昌起义在刘静庵死后发生，更与他毫无关系。为将这些荒谬之说变为既定事实，一些追随孙中山的政客们也是煞费苦心，对刘静庵革命活动的有关文字，该毁的毁，该灭的灭。刘静庵及其他日知会骨干撰写的《训兵谈》、《作新民》、《德占辽东》、《破梦雷》及胡兰亭先生撰写的《刘静庵》、《狱中信徒》等珍贵文献灭绝于世。民国八年，革命元老蔡元培等先生曾进言孙中山饮水思源，孙中山回复，打入另类。孙中山死后，与他一同从海外回国的日知会领导人、同盟会创始人之一曹亚伯先生实在不堪忍受后生们的数典忘祖，沐猴而冠，粉墨登场，将自己珍藏的史迹，花多年心血整理，撰写了《武昌革命真史》，考虑到出版时，在书中也并未多写令他敬重的刘静庵，而是将刘静庵些许革命活动穿插书中。该书出版后，仍遭歹运，被剪去一角，禁止发行。有关辛亥革命的历史，便只存孙中山一系的独家不实之言。张难先先生在日寇入侵时为避免湖北革命党人遭到更大迫害，写的《湖北革命知之录》一书，，书中曾有一言“历史自有水落石出之日”之意，一些史家们也并不想留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