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政治的开始与失败(3)
辛亥革命网 2012-06-04 00:00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作者：李鸿谷 查看：
失败的立宪，以及新的政治力量
湖北新军起义发难，总督逃亡，然后，辛亥革命成功。历史果真如此简明？当然不是。武昌起义，史称“首义”，即“率先举义”，它的结果得等到4个月后清帝逊位，中国传统的君主专制制度就此终结，才宣告成功。
这是一个既推翻旧王朝，又建立新的国家制度的时刻。所谓“民主政治”的肇始，即在这一时刻。细究这一历史时期，其方法论当是厘清各种政治力量，并研究他们的运作与互动。舍此，无可理解庞大的王朝何以顷刻间颠覆，也无法明白“民主政治”之艰难。
回到武昌首义的那个历史现场，真问题便是：谁能帮助革命军稳定战争状况下的社会格局？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力量？
寻找这一问题的答案，需要回到清末“立宪”运动，以及由此产生的立宪派。
一般史论，1904年的日俄战争，是促使清朝取“立宪”制度的关键。梁启超论日本之胜“君主立宪为救国强国特效药”，此论迅速而广泛流行。但是，如慈禧般强人，放权，在她的人生里，何曾有过？所以，她为什么会决定放权“立宪”，当是疑问。历史学家郭廷以的解释极具洞见：“迫使清内外当局不得不走向立宪法道路的最大原因，为不断增高的排满空气。满、汉的不睦，至维新运动而愈彰著。主张维新的尽为汉人，反对的多为旗人。政变后遭诛戮惩处的全为汉人，以满排汉之说，一时极盛。”由此而观，“立宪”选择，其动机实为缓和民族矛盾。此际，民族矛盾已臻极点，“立宪”制度不过为缓和与补救而已。循此而言，真正有洞见者实为能窥破民族矛盾的慈禧。可惜，爱新觉罗氏后人不肖，最后不仅未能缓和，反而激化民族矛盾，并断送大清江山。
1908年，慈禧辞世。有罕见控制力的控制者消失了。在离世前，慈禧的清廷发布了“宪法大纲”，并规定在宪法生效以前有9年预备期。时间，还来得及吗？
慈禧离世并没有中止“立宪”运动的运行。1909年开始选举“咨议局”，次年选举“资政院”——“在正式议会尚未成立之前，以咨议局及资政院作为人民练习议政的场所，是一种临时议会的性质。”若取“民主政治”来观察现代化的中国演进，这是重要环节，毕竟，票选议员的经验，在中国是前所未有的。
简而言之，这次选举是一种复选方式，即先由选民选出若干候选人，再由候选人互选而产生定额议员。比如，陕西的议员定额为66人，初选时选出10倍于此数的候选人660人，再由这660人互选出66名议员。当然，初选，也有省份定5倍于定额候选人的。这是各省咨议局的选举。而资政院200人的选举，则一半由咨议局选出，这是民选；另一半由皇帝指派，这算钦选。如今，更为认真记录的材料已经泯然。历史学家张朋园，查访各地方志，搜索集纳，统计这一选举：如果用人口总数来与之比较，便发现当年享有选举权利者之百分比为0.39%，也即1000人中仅有4人获有选举权，出人意料地低。
即使如此，这一过程也在清朝内部产生了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后来，泛称的“立宪派”，即由此次选举而生成。按张朋园著作的注释所统计：清亡之前，士绅阶级一直存在。当时中国上层及下层士绅总数，约为145万人。政府机构中诸种官职及头衔所能容纳者，不过15万人，闲置无职位者，多至130万人。因为咨议局与资政院的成立，传统功名之外，“议员”，新的政治之途，似乎为中国传统士绅开辟了新的政治空间。由士绅演化而来的这一政治集团，显然是中国政治的基础性力量，而且带有“地方性”特征。
观察政治之演变，若无政治集团之概念，从何谈起呢？
新的政治集团一旦形成，利益诉求，无可阻挡。1909年10月，各省咨议局成立，在立宪的倡导者张謇（此时为江苏咨议局议长）的策动之下，进行了3次要求速开国会，并迅速组织责任内阁的请愿运动。请愿的结果，朝廷下诏，将立宪筹备期由9年缩短到6年……这一决议，未使立宪派满意，他们谋求第四次请愿。这次清廷极其严厉，将新来的东三省代表“解回原籍，并命各督抚开导弹压，如有违抗，查拿严办”，还将天津的温世霖发配新疆。
体制内的进步，空间近无。《近代中国史纲》述论：“请愿不成，立宪派已无可再忍。高压政策，有如火上加油，密议相机反抗，遇有可以发难之事，竭力响应援助，起义独立。”中国基础性的政治力量，已经背弃清朝。这是辛亥革命能够成功的重要因素。
稍后，清廷宣布责任内阁人选，史称“皇族内阁”。当年为缓和民族矛盾的“立宪”选择，结果控制者的消失，反而激化了民族矛盾。清朝倾覆，无可逆转。辛亥革命后，取“共和”制度，“立宪”自然烟消云散，但这支政治力量却未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