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孙中山先生身边的岁月里(3)
辛亥革命网 2012-06-01 00:00 来源：广州文史 作者：区恺烘 口述 胡耀华 执笔 查看：
中山先生在上海约住了半年，第二年——1923年2月，因滇桂联军驱逐了陈炯明，便从上海回到广州，在广州河南的广东士敏土厂重建大元帅府，就任大元帅职务。随即又投入战斗，五六月份我随他先后到清远县的源潭，三水县的河口，以及英德、博罗、惠州、虎门等地讨伐叛军沈鸿英部。8月，他亲率粤、滇、桂联军东征陈炯明，迁大本营到石龙。在石滩，他又经历了一场出生入死的战斗。当时，联军参谋长李烈钧将包围惠州城的胡思舜部调走，以攻打博罗。城内的陈炯明部乘虚反扑。我联军在石滩全线无法抵挡。中山先生在石龙闻此急讯，即乘火车前往督战。到达后，但见联军如退潮一样往后撤。他从车厢里下来，站在铁路一旁，急命吹号集合。岂料全不奏效，无法收拾。我见情况不妙，便劝中山先生重新登上车厢，准备往回走。中山先生上到车厢后，苦苦沉思，深感难过。他开始是坐在窗口旁的，我怕不安全，请他把藤椅往里面挪动一下，他同意了。但见他刚坐定，车厢便轰隆一声，猛烈地震动，差点把他连人带椅一起摔翻。原先他坐的车窗处，玻璃纷纷震落，他说：“阿烘，幸好听了你的，不然就危险了。”随后，我下车了解，原来是从石龙方向倒过来挂钩的火车头，是由士兵驾驶的，技术不熟，加上慌乱，以致相撞，把我们车厢的卡位撞得凹了进去，全坏了不能拉动。而我们就只有这么一个单卡。中山先生在急忙中唯有登上火车头，由这个车头载着他朝石龙的方向撤回去。这次败阵下来，中山先生又一次看到这些军阀部队纪律涣散，士无斗志，不可依靠；更认识到中国革命所以迟迟不能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自己的革命武装。所以，第二年，他在共产党的帮助下，创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黄埔军校。军校成立后，我曾跟他到过军校两三次。记得其中的一次大约在8月。他进校后，首先是登上山上的炮台看实弹射击，接着是巡视学员的课室、宿舍，然后阅兵。他边走边向身边的教官、学员作详细的询问，了解得具体深入。
1924年9月，中山先生移大本营到韶关，督师北伐。10月下旬，冯玉祥在北京政变成功，即来电请中山先生北上外，随之又委派许世英到韶关，面邀中山先生到北京作实现国家和平统一问题的谈判。中山先生表示同意。11月13日，他和孙夫人乘永丰舰从广州出发，我跟着同去。17日抵上海，经日本长崎、神户。12月4日抵天津。中山先生这次原请我伯父区玉随行，照顾伙食。但伯父当时正患严重的胃病，随行不得。中山先生从日本抵天津后，由于旅途劳顿，加之所进的日本伙食不习惯，终于病倒了。他先是感冒，接着是肝痛，病情十分严重。12月18日下午，北京政府派二人来迎中山先生进京，他从这二人口中得知段祺瑞政府已把“关于临时执政府必尊重历年条约”的公文送交各国公使。他当即在病床前声色俱厉地斥责道：“我在外面要废除那些不平等条约，你们在北京偏偏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你们要升官发财，怕那些外国人，要尊重他们，为什么还来欢迎我呢？”经过这次盛怒，他的肝病加剧，脉搏每分钟一百二十次以上。为求国是，在德国医生石密德的悉心护理下，仍于12月28日扶病入京。
初到北京，住在北京饭店。虽有主治医生德国人克利，辅以苏联医生等诊治，但无起色。1925年1月24日开始，饮食不进，面色转黄。26日下午三时迁入协和医院，诊断为后期肝癌。当天下午六时动手术。负责施行手术的是协和医院外科主任邵乐安。手术时间约半个小时，中山先生得知已得绝症，仍神色自若，表现出无比的勇气和坚定精神。3月10日，他的脉搏跳动为一百五六十次。这天，他垂危中得知东征军全线告捷的消息，深感安慰地说：“要电告汉民，不可扰乱百姓。”第二天中午，中山先生向家属和守候的人说：“现在要分别你们了。”他由孙夫人抬起手腕，用钢笔在“总理遗嘱”和“家属遗嘱”上分别签了名。然后吃力地说：“我这次放弃两广来京，是谋求统一，现在为病所累。死生本不足惜，但是数十年为国民革命所抱定的主义，不能实现，至以为憾。我很希望各同志努力奋斗，使国民会议早日开成，以实现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的目的。那么，我虽死也瞑目了。”他的呼吸更困难了，不能连续讲四五个字以上的话，只连续反复讲“和平”、“奋斗”、“救中国”。医生劝他不要再讲话。这天下午六时多，他的手脚开始变冷。次日上午九时半，这位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终于不幸逝世了。
自1920年末至1925年3月12日中山先生逝世，我都一直跟随在中山先生的身边。半个多世纪以来，我每当看到当年“孙中山先生治丧委员会”送给我留念的中山先生的遗像，伤感之情，无法自抑。今天，我国人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正在朝着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已实现并超过了中山先生当年的理想。我们一定要继承中山先生的遗志，为振兴中华，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作出自己最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