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部分基督教会对辛亥革命的支持

　　一、美瑞丹基督教会

　　 美瑞丹基督教会，是美国、瑞典、丹麦三个国家的基督教徒联合来华传教所办的教会，是清末期间丹麦王子宽夸仑带来男女传教士在广州传教所办起来的。当时宽夸仑选定了河南瑞仁大街这个热闹地段为传教活动地点，购地建筑礼拜堂。瑞仁大街连接爱育新街（过河北的横水渡渡口），是河南尾最热闹的地方，居民稠密，商贾云集，所以瑞仁大街礼拜堂的传教活动相当活跃。它在公正中约办起有名的大光小学，在蒙圣里办起宏光小学，设立免费医疗的医务所等。辛亥革命前后，广州教育正处在“洋学堂”取代蒙馆的过渡时期。尝透清朝帝制压迫滋味的人，强烈要求文明和进步，所以都争先将子弟送进学堂读书。美瑞丹教会开办的这两所小学就占尽了地利、人和，办得颇有声色。

　　 美瑞丹教会还到增城瑶头办起世光孤儿院。传教范围越来越扩阔。不久它又在河南基立村办过圣经学校，由瑞典人梁季文牧师主持。

　　 后来瑞仁大街礼拜堂因危楼拆去，另购得小港路一大段田地和菜塘，修建起更具规模的小港路礼拜堂。同时美瑞丹教会亦改名为中华基督教播道会。

　　 美瑞丹教会中有不少是美国归侨，如萧以滋、谢泰初、黄某卿等。他们早在美国时就曾多次为孙中山捐款，在经济上支援孙中山革命。

　　 辛亥革命前，广州市南北交通只有“横水渡”摇船搭客过河。珠江河两岸停泊着成千上万只大船小艇。美瑞丹教会为了传教方便，曾设有“福音船”沿珠江河上下洄游，向水上船民传教。由于教会是外国人办的，清朝官吏对“福音船”的活动不敢过问。当时孙中山通过萧以滋等人的关系，利用“福音船”的有利条件，掩护革命党人活动，并成为广州革命党人的“交通船”。

　　 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曾多次函谢萧以滋等对革命的援助。这些信件李耀生曾看过其中两封的内容。除对萧等问候、表示谢意之外。还答允把象岗这块地方（现越秀公园斜对面的小山冈）捐赠给教会兴建礼拜堂，作为酬谢基督教人士对辛亥革命的支持援助。

　　二、德国巴陵会

　　 清末期间，在广州传教的计有德国巴陵会、英国惠斯礼会、伦敦会及美国的长老会等。惠斯礼会设在增沙，伦敦会设在西关宝盛沙地，长老会设在潮音街附近，长老会还办了博济医院（即现在中山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前身）。至于巴陵会是在1854年传到中国的。1858年买了由一德路到河边（即后来先施公司地段）的地方开设教会礼拜堂，男女学校等。后来该会礼拜堂及男女学校被大火烧毁。商人马应彪看中了这块地段，就将其本人在下芳村河边的一片地方与巴陵会互换，在长堤建起了先施公司。巴陵会也就迁去下芳村兴建礼拜堂，开办神学校、女学校，后来又办了中德中学。

　 1902年巴陵会德人传教士韩士白在河南客家井开设礼拜堂，1942年迁往蟠龙里七号，数度更易主持者，后来由李翰光牧师主理。

　   辛亥革命前，外人与清官吏的公文来往，必须按规定格式书写。巴陵会当时就聘请了湖南人陈伯诚为幕客（师爷、文书），专理教会与清官吏的来往文件。其时巴陵会神学校教员李直生（秀才）与教友梁慕光（榨油商人）参加了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出资买了一批军械，秘密藏在下芳村巴陵会神学校里。这件事被陈伯诚知道了，就向清政府告密。清政府官吏即与德国领事馆交涉，要求交出军械，一面派兵包围神学校，扬言要进行搜查。但德领事暗中先通知了李直生、梁慕光，然后才派领事馆人员随同清官吏前去搜查。而李直生等自接到通知后已将所有军械全部投入河中，结果清兵搜查一无所获。

　　 此外，巴陵会教友黄士龙、张新德、麦培生等当时亦曾参加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张新德是民军司令王和顺（人们称呼他为民军大叔）的参谋长。辛亥革命时他曾带领一队民军，吹起外国军队用的短号喇叭（清军用的是长号喇叭）进攻花县城。城内清兵听闻喇叭声，疑是洋人军队，吓得溃散奔逃。攻入城后，张新德做了花县的临时县长。

　　 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设立兴中会时，只有五个人发起。巴陵会教友宋居仁侨居美国时就是当时五个发起人中之一。兴中会成立后宋被派回广东南雄一带以传教作掩护进行革命活动，到辛亥革命时返香港元朗继续活动。[1]

　　三、孙中山参加基督教

　  孙中山十二岁时（1878年，光绪四年，戊寅）随母杨氏到檀香山其兄孙眉处，先后进过火奴鲁鲁英国基督教监理会办的意奥兰尼学校、美国基督教公理会办的奥阿厚书院。十七岁至十九岁返香港进入基督教圣公会办的拔萃书院、香港政府的域多利书院（即后来皇仁书院），毕业后由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喜加里介绍入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办的广州博济医院附属的华南医学院（即现在沿江路的中山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的前身）。他曾说过“学问、学问，学由问来，不学不问怎能知？只有学而后知”。因他学业成绩佳，见识广博，曾被称为“通天晓”。

　　 孙中山未入博济医院前，在香港基督教公理会礼拜堂，由喜加里牧师给他“洗礼”成为基督教徒，教名叫孙日新。取《礼记·大学》汤之盘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义。后来外国人因音转叫他孙逸仙。当时与孙中山同一批“洗礼”入基督教者共四人。其中一个是中山县唐家湾人叫唐雄。40年代作者（谭洲龄）在澳门与唐雄相遇，唐曾将孙中山在香港受“洗礼”为基督教徒的详细情况告诉过作者。

　　 孙中山在伦敦被清朝驻英国公使馆绑架，囚禁于使馆中，准备秘密运回中国杀害，英政府出面交涉才使孙中山获释。此事众所周知。但据作者回忆，在这次事件中，还有一段关键性插曲到今多数人还不知道的。那是在孙中山获得自由后，曾写信给其师区凤墀牧师，叙述他在伦敦被囚禁时曾恳切祈祷，终于感动了送饭工人（即柯尔·G. kole），将孙中山写就的字条投出窗外，为外人拾获送去给孙中山的英国朋友康德尼。康原是孙中山先生的老师，出面奔走营救，并向英国外交部报案。英政府立即向清朝驻英公使馆提出抗议。清驻英公使才释放孙中山。这封信中孙中山还请求区凤墀牧师多为他的革命事业祈祷……信中提道“俾我能从治道转入神道”一语。[2]足见孙中山当时对基督教信仰是相当虔诚的。

　　注：

　　[1]宋居仁1937年在香港病逝，时年八十三岁。有一女儿在梧州，是退休教师。

　　[2]孙中山致区凤墀牧师函，当日香港的基督教会大量印发，曾在教会中广为传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