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军政府成立，发表《对外宣言》

　　蜀军政府《对外宣言》，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帝国主义面前的软弱

　　辛亥革命，就其实质而言，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一场不彻底的革命。这种不彻底性，首先就表现为领导这场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缺乏反帝斗争的勇气，没有提出明确的反帝口号，采取反帝的行动。这在重庆蜀军政府的对外政策上表现得十分明显。

　　当保路运动兴起，革命正在酝酿的时期，驻重庆的许多外国人表现得十分惊慌。每当他们想起1789年法国人民进攻巴士底狱，推翻法国波旁王朝的伟大壮举，就心有余悸，他们对重庆人民的大规模反洋教斗争也仍记忆犹新。在他们看来，在中国这个东方大国内爆发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其激烈程度决不会比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逊色。因此，英国驻重庆领事发布了一项“代替最后通牒”的文告，宣称：“如果中国不赶快平息四川的叛乱，英国就要进行干涉”。端方率鄂军到重庆后，帝国主义分子更加害怕，重庆海关德籍税务司斯泰老惊呼：“跟随端方阁下的湖北军要是同他们在武昌伙伴一样反叛，这才是一场大灾难!”10月31日，驻重庆的英、日、法、美等国领事和各国炮舰司令官举行联席会议，讨论形势，通知各国在渝人员限期撤离。通知说：“在此省的严重情况下，必须叫所有的避难者立刻离开，所有外国居民，男、女、儿童一律同时紧急撤离至沿海地带。撤走限期决定于11月6日即星期一的早晨，以便有一支炮舰护送到宜昌，……在宜昌由英国领事安排汽船送往下江。”各国领事还警告在渝外国人不要上街，以免发生意外。

　　但当这场革命降临重庆以后，他们惶惑不安的心情稍稍得到一点安定，因为，在这场起义中，所有外国人都没受到伤害。蜀军政府发布的《对外宣言》宣布：所有“中国前此与各国缔结之条约，曾经宣布者，继续有效”；“偿款外债，照旧担认，仍由各省洋关，如数分年摊还”；“所有外人之既得权利，一体保护”；“外国人居留军政府所占领之城内，其生命财产，本军政府自当保护”。再三强调，“沿路教堂，概为保护；旅华教士及远贸西人，力保公安，决不骚扰”。“各地方凡有外国教堂，及居处游厉之教士，应加意保护”。因此，法国在重庆的天主教川东教邀主教马克，怀着一丝侥幸的心情，写信给叙南教区主教法约尔说，在重庆爆发的这场革命，“真是一篇田园诗，不能当作是一篇小巴士底监狱诗篇”。

　　但是，在《对外宣言》中，蜀军政府仍然警告帝国主义：“清政府与各国缔结条约、允许权利及借国债等事，成立于鄂军第一次宣言之后者，军政府概不承认”；“外国人如有加助满清政府以妨害国民军政府者，概以敌视”；“外人如有接济满清政府战时禁品者，一概搜获没收”。当时，帝国主义列强采取的是貌似公允的“中立”态度，但实质上是支持袁世凯，窃取革命成果。他们认为，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要建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与他们的利益是矛盾的，因此，他们不能允许革命的胜利。在重庆的外国领事更是完全明白，他们的所作所为最终必然为重庆人民识破，引起重庆人民的普遍反对。所以，尽管蜀军政府对外国人采取了保护政策，但在渝的各国领事团和法、德、英三国炮舰舰长仍然认为，“只要外国人士仍分散居住在重庆城内，便不能够保证对他们提供适当的保护”。(当时住在重庆的外国人有181名，另从四川各地及贵州来了大约300名。)11月25日，他们再次召开会议，讨论重庆局势，“领事团认为，重庆随时可能发生严重骚乱”。因此，美国驻渝领事潘恩、德国驻渝领事魏斯、英国驻渝代领事布朗、日本驻渝领事馆负责人葛西联名发出通告：“我们坚决催促所有外国人应毫不迟延地动身前往上海。”作为这个行动的第一步，立即把所有外国人送过长江，集中到停泊在长江南岸的外国兵舰附近。因为“所有外国人唯一可行的办法是把他们自己置于各炮舰大炮的保护之下。”果然，11月28日，一批士兵自发地攻击各国驻渝领事馆和教堂。

　　蜀军政府《对外宣言》代表了蜀军政府的对外政策，它实际上是同盟会成立时颁布的《中华民国军政府对外宣言》的翻版，反映了整个资产阶级革命派当时对帝国主义的态度。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在这个问题上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一方面，他们深感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的侵略和掠夺，具有强烈的反帝独立的要求。另一方面，又幻想帝国主义承认中国的独立，承认南京临时政府，因此在帝国主义面前表现软弱，步步妥协，一让再让。正是由于后者，在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的联合进攻下，辛亥革命失败了。革命的任务———反帝反封建———都没完成，成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历史悲剧和历史遗憾。

　　蜀军政府为解决财政紧张，决定控制关税，但却触犯了帝国主义的利益

　　蜀军政府对经济问题十分重视。认为，“此革命饷源所关，稍不审，即易生奸利也”。因此，政府刚一成立，就成立了大汉银行，以朱之洪为正办。当晚，就派向楚率队直趋大清、濬川源银行，接管两行账簿数千册，银元数百万。这是政府经费的主要来源。

　　与此同时，蜀军政府立即着手恢复生产和贸易，减免税厘，以纾民困。财政部发出布告，宣布：“现值金融机关，颇形疲滞yu。思为活泼流通之法，则银元、铜元亟应销除畛域，不分省界，无论外省，银铜各币，均须一律行使，不得抑勒挑拨”。蜀军政府又召集重庆绅商学界共同协商，制订了《减厘办法》：水道巡警补助经费捐、糖捐、栈房捐、茶桌捐一律免收；肉厘、牛羊捐、洒捐一律减收二成。“尽裁进口杂税”。蜀军政府还通告川东各县，“各州县地方积谷，应照常认真存储，除因公用外，不准耗散”。“各府厅州县应解地丁钱粮及厘税等项，照旧上纳，统解渝城军政府，转交新立财政部”。“各地方商务，无论商会成立未成立，均应维持市面，照常公平交易，以利交通”。

　　蜀军政府成立之初，主要以大清银行存银为经费来源，后来，又没收了一批逃亡清朝官吏的财产，一些富户又不同程度地自愿捐款，使财源有所扩大。但是，随着政府机构的完善，各项开支迅速增大，特别是军队扩大，军费相当可观，所以，财政紧张是蜀军政府面临的一大难题，而取得重庆海关关税，就成为蜀军政府解决财经难题的一个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