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浙保路运动中的湖州人

　　众所周知，四川保路运动是推翻清政府统治的导火线，是促成辛亥革命的催化剂。而郭沫若先生曾评价四川保路运动，实际是沪杭甬争路事件的复写和扩大。在这一场江浙保路运动中，湖州人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1898年，英使窦纳乐向清廷请准由英商承造苏杭甬等五条铁路之权，英商怡和洋行据此与清铁路总办大臣盛宣怀秘密签订草约，拟向英借款修筑苏杭甬铁路。然在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下，清廷一直未敢签订正约。

    　1905年前后，江浙富商计划集股成立铁路公司，而清廷却迫于英美压力准备向美国借款筑路。但为平息舆论，又以为江浙富商无力自筹资金筑路，便声称，如地方上有钱，可由地方自筑。得此消息，上海丝绸行业巨擘、湖州人杨兆鏊（字信之）首先表示，将投资500万元（铜元）。数额之巨，朝野震惊。江浙富商亦知杨乃言必信之人，纷纷响应。

刘锦藻（1862-1934）

    　1905年7月24日，江浙绅商160余人于上海集议，决定创设商办浙江铁路公司和江苏铁路公司，自力筹款筑路，由两公司分别先开工建筑沪嘉段和杭嘉段铁路。湖州南浔人刘锦藻被推为浙路公司副总理，南浔张宝善、张增熙、邢墙、邱炳圻等被选为公司董事，周庆云、李松筠为监察员。

    　在筹集建路资金方面，湖州丝商在商股中最占实力，而南浔刘氏家族则为全部股东中第一大股。据《商办浙江全省铁路有限公司章程》记载，刘氏家族以个人名义或堂号出面认购1万元以上者有近20户之多，正如刘墉子刘锦藻所言：“吾掷资此中，及招戚友之股，约近百万金。 ”刘家大胆认股的表率行动，对社会影响很大，引起了其他丝商家族的连锁反应，湖州商界一时间购股如狂。“四象”之一的张家认购1万元以上者2户，“八牛”的邢家、邱家、周家及蒋家投资1万元（银元，1银元约合1000-1300铜元，以下同）以上者多则3户、少则l户。除“四象八牛”家族以外，湖州其他商人的投资亦十分踊跃：湖州商务分会总理李恺（字松筠）投资1万元，上海申大机器磨面公司创办人王震（字一亭）、上海商务总会议董各投资5000元。至宣统二年（1910），湖州府商界人士投资浙路公司共计115.8万元。

    　光绪三十三年（1907），苏杭铁路沪嘉段开始动工修筑。同年9月，英国又对清政府施加压力，强迫清廷签订借款150万英镑合同，把路权出卖给英国。 9月11日，时任浙江铁路公司副总工程师的湖州人汤绪正在硖石工地主持施工，闻讯借款约定将在北京签字，气愤异常，连夜赶到杭州，向公司力陈英国妄图夺取我国铁路之权的险恶用心。 14日，汤绪回湖州开始绝食，以示自己与铁路共存亡的决心。29日，汤绪大恸身亡。由刘锦藻等倡议举办的浙江高等学堂学生邬钢、姚定生、叶景荣相继效法殉路。消息传出后，激起了湖州和江浙两省各界群众的强烈愤慨，声势浩大的拒款风潮自此掀起。同年10月12日，汤寿潜（萧山人，浙路公司总理）、刘锦藻主持召开浙江铁路公司股东大会，一致表示“款本足，无待借，路已成，岂肯押！ ”、“宁渴不饮鸩酒！ ”，坚持“商办拒款”，决定在国内首次成立群众性的保路组织——“国民拒款会”。他们上书痛陈借款出让路权的危害，斥责清廷卖国行为；宣布取消汪大燮等四人主张借款京官的浙籍；提出了罢市、抗租、抗旨等激烈口号；通电各省请求声援，公开向民间招股。经汤寿潜、刘锦藻的精心组织，保路运动从此越出绅商范围，发展为广泛的群众运动。由于爱国保路运动深入人心，江苏、安徽、福建、广东、广西、江西、湖南、湖北、四川、贵州、陕西等14个省48个府县纷纷向浙江铁路公司出资购股，连学生、挑夫、僧道、优伶也节衣缩食，踊跃认购路股。一时间，“杭垣舆论”、“街谈巷议”，“人人皆以不附路股为耻”。到1907年底，认集铁路股款达2313万元，为英允借款数150万英镑（约合1000万元）的两倍多！数额之巨，震惊朝野，迫使清政府不敢贸然在借款约定上签字，最后还路权于民。

    　为了保证浙江铁路的顺利建成，开发地区经济，刘锦藻等人于1907年发起成立了我国最早的商办银行之一浙江兴业银行，集资100万股。刘锦藻及南浔绅商周庆云、张澹如（张静江之弟）、庞元济等为主要股东。

    　1908年3月6日，清廷不顾全国反对，令外务部、邮传部与中英公司签订沪杭甬铁路借款合同，款额为一百五十万英镑，实收一百三十九万五千镑，专作建造沪杭甬铁路购办车辆等用。11日，清廷令邮传部右侍郎盛宣怀为会办商约大臣赴沪办理商约，命苏、浙两省接受《沪杭甬铁路存款章程》，并架空两省铁路公司，在其下设“沪杭甬铁路局”，“聘用”英国工程师主持局事。同时下令解散“国民拒款会”，调动军队，以武力相威胁。

    　消息传出，“浙江国民拒款会”全体成员怒不可遏，通告各府州县人民：“木腐虫生，以借为夺，是可忍，孰不可忍！ ”合议苏、浙两省铁路公司坚持不用部拨借款，利用英款不到位等违约行为，要求清廷废约、退款，撤回英国工程师。

    　1909年8月，江浙自办的沪杭铁路全线通车。汤寿潜、刘锦藻主持下的浙路公司以其资本之丰、工程之速、质量之优、造价之低、经营之卓著，被举为“商办之最”。清廷却于1910年8月下令将汤寿潜“即行革职”，“不准干预路事”。

    　消息一经传出，浙江全省大哗，掀起了保汤、援汤的热潮。浙江旅沪人士三千多人，“由范贤方率领，乘一列火车，浩浩荡荡直驶杭州，至抚署请愿”；浙江咨议局要求浙江巡抚代奏清廷，收回成命；浙路公司董事局致电邮传部，称“路由商办，总理由商举，权在股东，朝廷向不干预”，要求收回成命；次年2月，浙路公司更会同苏路公司通过决议，裁撤邮传部强加于苏浙的“沪杭甬铁路局”，辞退英国总工程师。

    　江、浙两省人民坚持不懈的斗争，使清廷及英方一筹莫展，不得不废止沪杭甬铁路借款合同，将沪杭甬铁路借款移作开封、徐州铁路之用。江浙保路运动取得了最后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