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背后的商业导火索(2)

　　最开始，为了夺回这两条铁路的自办权，广东、四川、湖南、湖北四省人民，采用征集“民股”的办法，由地方政府在税收项下附加租股、米捐股、盐捐股、房捐股等，来筹集筑路的资金。经过几年的筹集，不仅四省的绅商、地主成了股东，连一些农民也握有股票。粤汉铁路已开始修筑，川汉铁路从宜昌到万县的一段也已动工，从当时情况看，这两条铁路是可以靠自力修成的。在清政府与列强签订借款抵押合同后，根据条款，英、美、法、德等国不但掌握了铁路权，而且要以湖南、湖北两省的盐税厘金作为抵押，所以，所谓铁路“国有”，不但剥夺了中国人自办铁路的主权，而且实际上是把川汉、粤汉铁路完全拍卖给了西方 列强。广大人民在两路筹办时期吃尽了苦头，所以看到清政府公然出卖路权，更加愤恨，许多绅商也因铁路国有损害了他们的利益，非常不满。于是，一场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爆发了。

　　当时的舆论也几乎一边倒地支持保路运动。1911年7月17日，《申报》10版题名为《四川人之争路热》的文章中写道：“四川保路同志会开会於成都铁路董事局，到者二千馀人……因借债而路亡，因路亡而国亡……”演说力驳路归国有与借款合同之损失。 1911年9月28日，《申报》4版题名为《川路滴滴血（八）》的文章写道：“今政府未与协议，一旦收归国有，富者无端失此大利，心已不甘，路股七百余万金，政府又镶为己有，贫民减衣缩食之所积遂归乌有之乡，痛在切肤，情何能忍，于是倡议争路。而官吏阻之，遂不得已罢市罢课……”

　　为了缓和局势，四川咨议局致函四川总督，要求转奏朝廷，暂缓接收川汉铁路。不久，川路股东4000余人在成都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确定以“破约保路”为宗旨，派人赴各地讲演，联络其他团体，并选代表赴京请愿，力争废除借款合同。但是，清廷非但不顺应舆论和民情，反而指责保路运动领导人滋生事端，将赴京请愿的代表押解回川，并命川督赵尔丰兼程赴川。赵尔丰囚禁了四川保路同志会领导人蒲殿俊、罗纶等人。保路同志会近万人到督署衙门要求放人，赵尔丰竟下令开枪，制造了“成都血案”。

　　由此，保路运动发展成为各地群众的武装反抗，同盟会乘机组织同志军在各县发动反清起义，把保路运动推向高潮。首先起来反抗的是湖南人民。1911年5月14日，长沙举行了万人群众集会，接着又举行了长沙至株洲的万余铁路工人的示威，并号召商人罢市，学生罢课，拒交租税以示抗议。在湖南人民的带动下，湖北、广东、四川的人民也都积极行动起来，保路运动很快发展成为声势浩大的武装起义。

　　8月4日，四川同盟会会员龙鸣剑与王天杰等认为革命时机已到，他们邀请哥老会首领秦载赓、罗梓舟、胡重义、孙泽沛和张达三等在资州[今四川资中县。　

　　罗泉井召开秘密会议，决定武装起义。他们把“保路同志会”改称为“保路同志军”，在新津和华阴设立总部，并推定秦载赓和张达三分别负责川东南与川西北的起义工作。这样，四川的保路运动比之两湖和广东更为激烈，群众基础更为广泛。在同盟会会员的宣传、组织下，这场保路运动转向反清的武装斗争，而且形势锐不可当。在四川的各州县中，荣县的群众基础较好，同盟会会员王天杰就在这里从事革命的联络和组织工作，并组织民团1000余人。9月25日，同盟会会员吴玉章、王天杰等宣布荣县独立，这是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最先建立的革命政权，成为成都东南反清武装斗争的中心。同盟会会员龙鸣剑等发动武装起义，建立了以同盟会会员吴玉章、王天杰为首的荣县军政府后，赵尔丰向朝廷告急，朝廷派湖北新军入川协助镇压，造成武汉地区兵力空虚。筹划已久的革命党人乘机起义，辛亥革命从此启动并大获成功。

　　令人唏嘘的是，1911年10月25日，盛宣怀被革除邮传部大臣的职务，朝廷特意在旨意上表述为“永不叙用”。被革职两天后，从权力巅峰跌下来的盛宣怀离开北京，在1911年的最后一天从中国大连港出发，乘坐一艘邮轮前往日本，67岁的清朝老臣开始踏上流亡之路。5年后，盛宣怀在上海郁郁而终，这也是清朝官商背景下相对放眼世界人物的集体命运。

　　保路运动只是导火索，国际压力和国内变革力量日渐增大，由于大清王朝的灭亡只是时间问题，风云际会之时，需要一个重要的推动力量，600万英镑的四国借款直接导致盛宣怀强力实施民营铁路的国有化，保路运动成为辛亥革命的助产士。金融的力量终于破土而出，成为使新旧制度更替的最重要的因素。

　　也许，我们会有这样一个假设。如果当时中国的金融制度和市场有能力来设计这样一个机制，筹集本土的资本投资于本土的铁路，辛亥革命也许就有不同的路径，历史就有不同的结果。当然，这种假设毫无历史逻辑的支撑。但是，换个角度，欧洲工业文明之所以如火如荼在300年间根本解构了封建制度，建立了市场规则，意大利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以及各国同样的银行家们真是居功至伟。他们从16世纪起，将早期的货币汇兑、典当和高利贷等生意有声有色不受干预地演化成在今天仍然是主流的金融体系。而当时早已经更为成熟的钱庄、票号的中介服务生意始终在政府打压下各自为政，苟延残喘。想到早在美第奇家族之前600年就创造了纸币（宋代交子）的中国金融先驱者们，更让我们后人不胜唏嘘。

　　这么多年来，我们研究辛亥革命都无视背后金融因素的力量。如果研究中国当代制度变革和社会演化时继续将金融视为无物或者妖魔化，我们的未来将会如何呢？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个四国借款之后的执行也很复杂。湖广铁路债券利息1938年停付，部分本金在1951年到期未付。持有债券的几个美国公民1979年在美国地方法院提出诉讼，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偿付本息。法院一审判决中方败诉。中国根据国际法相关规定，享有主权豁免因而拒绝承认判决结果。1983年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与美国国务卿舒尔茨会谈时也谈到这个事情，表达了中国政府的立场。1984年，美国地方法院重审此案，以美国相关法律不追溯国家行为等理由撤销了判决。1987年，原告再次上诉未获批准，此案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