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延闿统治湖南始末

　　（一）

　　湖南自咸、同以后，许多文官武将，出力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被称为“中兴功臣”。他们退职回籍后，地方官吏自巡抚以次，都特别尊重他们，不敢得罪。因此，绅权之大，常能左右一切。当湘籍留学生纷纷回省办学的时候，绅士中有一群特别顽固的人，以王先谦、叶德辉和孔宪法教为首，拚命反对开办学堂；而一般青年志士，则认为中国要救亡图存，必须首先多办学堂。于是湖南新旧两派的斗争，突出地表现在教育界。一九○三年春，胡元倓等开办了私立明德学堂，成了新派的中心。因为该校的教员如黄克强先生、吴禄贞、张继、苏曼殊和我，都是革命派。顽固派王先谦等，对明德学堂大加指责。两派相互斗争，曾引起多次风波。

　　明德学堂开办的这年夏天，谭延闿从北京会试归来，应邀来校参观，当表示热心赞助，并愿为学堂负筹措经费的责任。可是这时他的父亲谭锺麟还在世。谭锺麟也是一个顽固派，尽管搜括的民财很富，却不愿出一文钱办学堂。谭延闿的妻子方夫人，出身官僚家庭，赔嫁的金器首饰不少，谭就取出兑换，支援了明德的经费。我们看到他这样热心教育，就把创办其他私立学堂的立案、请款和拨给校舍等事情，请他出面和官府及绅士们打交道，以便减少阻力，顺利地解决问题。这两年里，湖南学堂之多，学生之众，为各省冠。国内外革命同志来到湖南参观的，莫不惊异赞赏；而且借参观的机会，进行革命联系，彼此互通声气。当时的谭延闿，不过是一个热心教育的绅士而已，关于这些革命活动，我们对他是严守秘密的。辛亥湖南光复前夕，官绅们已经看到了革命迅速发展的形势。湖北首义后，湖南已呈山雨欲来之势。对于新的主政人物的选择，官绅们自然要为他们自身的利益作打算了。他们原来属意巡防营统领黄忠浩，想把他捧出来维持局面。当时龙璋和谭延闿，都曾向黄劝说过。直到焦、陈起义，杀掉了黄忠浩以后，官绅们才转而阴谋推戴谭延闿出主省政。

　　（二）

　　一九一一年夏历九月初一，焦达峰、陈作新在长沙领导一起义。我在两上月以前奉黄克强先生之命，由北京经上海秘密回到湖南，在长沙约集各方面同志秘密开了多次会议，布置军事，约定夏历十月起义，并严诫毋蹈过去因事机不密以致失败的复辙。为了避免暴露，大家要我避居宁乡原籍，到期派人掩护入省。由于湖北提前起义，湖南势必提前响应。长沙光复的第五天，由洪春台、洪兰生派人持焦、陈两督的安民布告促我晋省。我到省后，看到督署新旧军人争功论赏，纪律很差；焦、陈两督军书旁午，穷于应付。两督见我到来，也没有和我商谈革命的具体问题。有一次，我因事到督署会晤焦达峰，他正在案头摆着一堆礼服样本，和裁缝工人一道，挑选研究都督制服的式样。我当时感到他已经有点陶醉于革命的初步胜利了。

　　湖南光复后，黄克强先生由上海到武汉主持军事；派谭人凤到长沙，督促出兵援鄂。焦、陈两督正在一心调遣军队援鄂之际，不料新由益阳防地调省的第五十标营长梅馨纵兵叛变，两督以湖南起义首功，竟同遭杀害。梅馨利欲薰心，加以出身留日士官，自恃才高，不肯下人，竟充当了戕害革命领袖的刽子手，其结果终身为社会所不齿。

　　发纵指使这次叛变的主谋者，一般公认是谭延闿所主管的原谘议局；特别是副议长陈树藩（炳焕），为谭出力不小。当湖南光复，一般谘议局议员叫嚷推举谭为都督的时候，他表面上是既不首肯，也不拒绝。实际上自从焦、陈以起义首功被推举为正副都督的那一天起，谘议员就四出进行诽谤，特别是挑拨新旧两军之间的关系。他们攻击焦都督是“会党”，陈副都督在起义前不过是一个新军中的排长，并强调“维持秩序”，扬言焦、陈两督“年少望浅，不能服众”。大有不达到拥谭篡夺革命政权的阴谋目的不止之势。谭延闿就职伊始，即用都督印信给陈树藩的亲属下委札，不下五十余件，旋又用公费为他们派送了好几个西洋留学生；而陈树藩本人一直做着湖南省财政司长。这种种作法，在当时是人言啧啧的。

　　焦、陈两督被害后的头两天，市民惶骇，谣诼繁兴，说革命派要为焦、陈报仇，反动派还想继续残害焦、陈部属。谭延闿初任都督，一方面感到湖南局势还未稳定；另一方面感到革命党人对他的压力很大，终日胆战心惊，惶恐不安。

　　恰好这时克强先生来了一封长函给我和谭人凤，对湖南事变作了详尽的指示。内容大致是：为了稳定全局，湖南局面不能再乱，如果再乱，湖北将会支持不住，其他各省响应亦恐发生迟疑观望，我们再不能失去这次两湖光复千载一时的机会；既然谭延闿已经被推举为都督，就应权且维持他的威信，共同安定湖南。信中一再强调当前首要任务是迅速出兵援鄂；并指定我留在湖南为谭延闿壮胆，调谭人凤返鄂参赞戎机。

　　我遵照克强先生的指示，表明了个人不做官、不争权、专做事的态度。于焦、陈被害的第三天，在金盆岭广场召集新旧两军开会演说，人民群众也围聚倾听。我首先代表同盟会和克强先生，旌恤焦、陈两督，以明是非。然后对他们说：现在清朝皇帝还没有退位，敌人的兵力还很强大，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斗争任务非常严重。大家都是爱国者，革命者，新旧两军决不容许互相歧视，互相排斥；而应该严守纪律，听候黄总司令编调援鄂北伐，共同奋斗。至于湖南的局面，谭延闿既然做了民国的都督，就得革命；既然革命，我们就得维持他的威信。值此革命紧要关头，必须目光远大，顾全大局，才能得到全国各省的响应和支持。最后把汉阳吃紧和湖南省库空虚的实际情况都告诉了他们。他们都深受感动，热烈鼓掌。我本来带着几万元准备犒劳他们的，他们听说省库空虚，援鄂饷糈重要，一致表示不受。从此人心日趋安定，很快地组成了第二批援鄂部队，出发援鄂，与湖北起义军在汉阳并肩苦战，支持了十余日，又共同扼守武昌。

　　我还同谭延闿一道挽请了刘人熙出任民政司长，龙璋担任湘西巡按使。如上所述，谭延闿第一次督湘，革命党人迫于形势，是支持了他的。

　　谭延闿的统治地位既趋稳定，就逐步在各方面岂有此理置自己的势力。他的政治活动骨干始终是原来的谘议局议员，亦即宪友会会员。他选派了唐昆臣坐驻北京，通过汤化龙的关系，进而和黎元洪、袁世凯勾结。另外还有一些在京的湘籍官僚为他奔走。唐昆臣从北京向谭延闿密报消息的函电极勤，我在督署经常目击这种情况。至于他们内部的阴谋活动，谭延闿对我是保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