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袁世凯与孙中山的会晤

　　中国历史从来都是鲜活生动，富于戏剧性的，特别是两位政治对手之间的相会，斗智斗勇，各展风采，尤能予人以历史的启迪和趣味。远者如项羽与刘邦鸿门宴上的剑拔弩张、刀光剑影，近者如蒋介石与毛泽东重庆会谈的斗智斗勇、唇枪舌剑。与此有所不同，辛亥革命时期，袁世凯与孙中山的相会，则是一派莺歌燕舞、和谐融洽的景象，而其来龙去脉及历史意义也值得我们去探究。

　　在清末，袁世凯与孙中山，一为居庙堂之高的朝廷重臣，一为处江湖之远的反清志士，自然无相见机缘。辛亥革命起，孙中山在南京开府建立民国，袁世凯在北京暗操清廷命脉，南北相峙，在斗争与谈判中逐渐领教对方的品行与才智。袁世凯挟持军容强盛的北洋军雄视海内，又有清末新政的赫赫政绩作为资本，故形成当时“非袁不可”的社会心理，孙中山不得不将总统大位让出来。

　　1912年4月1日孙中山解除大总统职务，退居闲散，之后漫游各地，准备投身铁路事业，以为中国富强的基础。袁世凯承接总统位置后，多次邀请孙入京相会，共商国是，孙皆予以婉拒。六、七月间，袁掌控的政府与同盟会占优的国会屡起冲突，内阁不稳，几呈无政府状态。为平息风波，袁派人敦促孙中山、黄兴北上。8月，孙、黄为着同盟会即将在京改组为国民党，方才应邀，十八日由上海启程赴京。但恰在此时，发生革命党人张振武、方维被袁政府枪杀案件，众人担忧孙、黄安全，纷纷劝阻。孙中山为防意外，劝黄兴暂留，而自己则如期北行，并对众人谓：“无论如何不失信于袁总统，且他人皆谓袁不可靠，我则以为可靠，必欲一试吾目光。”显示了一代伟人过人的胆魄。

　　24日孙中山抵达北京。袁世凯事先即命令对孙的接待仪式要十分隆重，供奉要十分丰盛，完全与大总统同等待遇。袁世凯原先在石大人胡同的外交部居住办公，此处建筑宽敞轩朗，陈设富丽堂皇，袁腾出来作为孙中山的下榻之处，自己搬到了铁狮子胡同的国务院。北京政府遵照袁的指示，郑重其事，一切布置整整齐齐，结彩悬灯，铺张扬厉。孙抵京时，袁已派出代总理赵秉钧等国务大员到前门车站迎接，还有大批军警仪仗队和军乐队以壮观瞻，并用自己所乘的金漆朱轮马车，饰以黄缎，将孙接到外交部迎宾馆。北京市民塞巷填街，观者如堵，政学绅商军警各界排班列队，鼓舞欢腾，孙所受到的热烈欢迎，实开民国以来未有之盛举。

　　孙中山原拟次日拜访袁世凯，但当晚袁即派人迎接他至总统府相见。袁亲至大门口相迎，袁与孙作为北洋派与革命党的两大巨头，终于首次晤面。八时宴会开始，袁亲自为孙执酒，态度极为谦恭，称：“刻下时事日非，边警迭至，世凯识薄能鲜，愿先生有以教我。财政外交，甚为棘手，尤望先生不时匡助。”孙答词表示：“如有所知，自当贡献。惟自军兴以来，各处商务凋敝，民不聊生，金融滞塞，为患甚巨。挽救之术，惟有兴办实业，注意拓殖，然皆恃交通发达为之媒介。故当赶筑全国铁路，尚望大总统力为赞助。”会后，袁与人称：“不图中山如此瞭亮。”大有相见恨晚之意。孙亦对人称谓：“袁总统可与为善，绝无不忠民国之意，国民对袁总统，万不可存猜疑之心，妄肆攻诘，使彼此诚意不孚，一事不可办，转至激迫袁总统为恶。”

　　二十六日袁至迎宾馆回拜。二十七日袁为孙举行盛大的欢迎宴会，到场者有四五百人。袁致辞欢迎：“孙君创立民国，功绩赫赫，垂名后世。予不肖承乏其后，窃虑难堪其任，今夕相会，益当为民国努力，勿背孙君初志。”但这种融洽氛围几乎为北洋军官所破坏。入座不久，西南角上开始吵嚷，说“共和都是北洋之功”，骂同盟会“暴徒乱闹”，随后东南角也开始响应，说“孙中山一点力量也没有，是大话，是孙大炮”、“大骗子”。孙中山则态度从容如常，毫无愠色，孙的随从亦不理会。有人怀疑北洋军官的胡闹系事先安排。不过，北洋军官的胡闹，与袁世凯极力拉拢孙中山的初衷是相违背的，这种怀疑未必能够成立。后来黄兴到京时，袁宴请孙、黄，军事处副处长傅良佐意欲出出风头，煞煞民党的威风，在欢迎致辞中涉及政治，对民党有所批评，把当场气氛搞得不伦不类。傅的发言并未讨得袁的欢心，袁当场制止，说：“我们今天欢迎孙先生、黄司令，不要说那些题外的话。”事后，袁斥责傅良佐那天说话不得体，说：“那些都是我们背地里的话，你未经我事先许可，怎好随便讲呢？”并因傅处事不得体，不再重用。

　　二十八日，袁再次宴请孙中山。袁在致辞中对孙备极嘉许，说：“中山先生提倡革命，先后历二十余年，含辛茹苦，百折不回，诚为民国第一首功”，“此次来京，实为南北统一之一绝大关键，亦即民国前途安危之所系”，并高呼“中山先生万岁”。孙在答词中，称袁世凯“善于练兵”，“富于政治经验”，高呼“袁大总统万岁”。

　　自孙抵京，袁与孙多次会谈，皆有关国家大政、中外情形，论事极为畅快和洽。每次谈话时间自下午四时至晚十时或十二时，更有三四次谈至二时以后。两人在会谈中都表达对实业的注重，不为总统之争，而竞争为实业家。孙大力支持袁任总统，谓：“十年以内大总统非公莫属。”表示自己此后当从事于社会事业，且从事于此，当较袁更为适当。袁则立即提出抗议，谓：“我虽系历来做官，然所办之事，却以实业为第一大宗，从前在北洋即立意专派实业学生，至于政法学生，实在因为不得已而后派者。”孙又力驳之，谓：“我做此等事，必较君更能取信社会。”袁历诉党派竞争之苦，孙则承诺一力担任，谓此等调和，我优为之。某晚，孙语袁，请袁练成陆军一百万，自任经营铁路，延长二十万里。袁微笑曰：“铁路事君自有把握，若练精兵，百万恐非易易耳。”这几次会谈，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皆在座陪同，某日深夜，梁送孙返行馆，孙问道：“我与项城谈话，所见略同，我之政见，彼亦能领会，惟有一事，我至今尚疑，君为我释之。”梁问：“何也？”孙曰：“中国以农立国，倘不能于农民自身求彻底解决，则革新匪易，欲求解决农民自身问题，非耕者有其田不可。我说及此项政见时，意以为项城必反对。孰知彼不特不反对，且肯定以为事所当然，此我所不解也。”梁对曰：“公环游各国，目睹大地主之剥削，又生长南方，亲见佃田者之痛苦，故主张耕者有其田，项城生长北方，足迹未尝越大江以南，而北方多属自耕农，佃农少之又少，故项城以为耕者有其田系当然之事理也。”孙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