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组阁风波

　　1911年，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年份，饱经动荡离乱之苦的中国正处于亘古未有的转折关头，在列强侵凌日紧和国内革命风潮风起云涌的交相激荡之下，内外交疲的晚清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武昌起义震耳欲聋的枪炮声敲响了晚清王朝的丧钟。12月25日，孙中山由美国辗转欧洲回到上海。12月29日，来自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广东、广西、福建、云南、直隶、山东、河南等17省的45名代表，齐聚南京丁家桥江苏咨议局会场，召开临时大总统选举会，结果孙中山以绝对优势当选临时大总统。投票揭晓后，各省代表起立欢呼中华共和国万岁三声，“是时音乐大作，在场代表及列席之军、学各界，互相庆贺，喜悦逾恒”。选举结束后，各省代表一致认为组织临时政府乃刻不容缓之事，大会致电孙中山：“乞即日移驾来宁，组织临时政府”。1912年元旦午夜十一时，孙中山在各省代表会议上举行了临时大总统就职仪式，南京临时政府宣布成立。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堪称民心所向、众望所归，但他在组阁过程中因为人事任命而引起的政坛风波却鲜为人知。

　　伍王之争与组阁波澜

　　孙中山就职临时大总统之后，迅速开始了新政府的筹建工作。1月3日，代理参议院召开临时副总统选举会，结果黎元洪以十七票当选为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副总统；同时决议并通过了孙中山交议的中央行政各部部长名单：陆军总长黄兴，海军总长黄钟英，外交总长王宠惠，内务总长程德全，财政总长陈锦涛，司法总长伍廷芳，教育总长蔡元培，实业总长张謇，交通总长汤寿潜。在孙中山组阁过程中，关于各部总长人选问题上，存在着颇多争议，曾经亲历孙中山组阁过程的国民党元老居正，在日记中详细地记述了当时各方的争议：

　　总统就职之翌日，代表会开会，总统出席。按照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各部长由总统提出，须得代表会之同意。先由代表开谈话会，总统交出部长名单，交换意见。当日初提黄兴陆军、黄钟英海军、王宠惠外交、宋教仁内务、陈锦涛财政、伍廷芳司法、汤寿潜交通、张季直实业、章炳麟教育。代表中有一派反对宋教仁与王宠惠及章炳麟者，又有以伍廷芳改任外交者，争持不决。继由克强与总统商，以钝初主张初组政府，须全用革命党，不用旧官僚，理由甚充足。但在今日情势之下，新旧交替，而代表会又坚决反对钝初长内务，计不如部长取名，次长取实，改为程德全长内务，蔡元培长教育，秩庸与亮畴对调。总统曰：“内、教两部，依兄议。外交问题我欲直接，秩老长者，诸多不便，故用亮畴，可以随时指示，我意甚决。”商之代表会，外交、司法勿变更。克强复出席代表谈话会，以所改名单及总统意告之，众无异议。乃移开正式会，按照提出名单，投同意票，一致通过，而政府成立矣。

　　从居正的记述中可以看出来，在孙中山组阁的过程中，不仅存在着平衡各派政治势力的问题，而且对宋教仁、章炳麟、王宠惠和伍廷芳的提名存在异议。在黄兴的居中调节之下，孙中山同意以程德全代替宋教仁长内务、蔡元培代替章炳麟长教育，而唯独对王宠惠长外交、伍廷芳长司法的任命态度十分坚决，而恰恰就是对王、伍的任命在民初的政坛上掀起了一阵不小的波澜。孙中山的任命甫一公布，即引起了各方的非议，尤其是上海粤籍绅商反对尤甚，他们认为不任命伍廷芳出长外交“事属失察”，他们不但准备召开集会进行抗议，甚至于广肇公所认借给临时政府的四十万两白银也扬言拒付。此时，民国肇建，百废待兴，临时政府的财政处处捉襟见肘，粤籍绅商的举动，给刚刚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造成了不小的压力。

　　面对各方的非议，当事人的一方王宠惠，很快做出了回应，向孙中山递交了辞呈，其文曰：

　　南京孙大总统鉴：顷奉尊电，以惠承乏外交总长，无任惭悚。惠学识疏陋，且未尝周旋于外交界。当民国艰难缔造之时，对外交涉，关系甚大，非于外交富有经验之人，不能胜任。浅识如惠，即使一时为服务观念所迫，勉强担任，亦恐力不称职，贻误邦交。仅力陈固辞，尚祁见谅。此次民军初起，伍、温两公担任外交，使全国军民对外交涉，得所依托，而外国舆论，亦极表赞成。此时外交总长舍两公外，实难其人。尊意以伍公方驻沪全权办理议和事件，温公参赞其间，一时难以兼任他项繁剧之职，措置本极周匝，惟惠自顾，实不能当斯重任。请别择贤者，以重邦交，而维大局，不仅惠一人之幸，民国外交之幸也。

　　王宠惠的辞呈写得十分恳挚，既言词谦逊地恭维了伍廷芳的外交才能，又毫不掩饰地点明了持异议者的主要反对口实，即自己“未尝周旋外交界”，也就是缺乏从事外交工作的经验。王宠惠提出辞职之后，广肇公所迅即于12月31日致函孙中山，指出：伍廷芳于外交颇有建树，中外闻名，而值“新政府甫成”之际，“急遽易人，中外疑惑”，请收回前议，以伍廷芳出长外交，“以释群疑，而维大局”。面对王宠惠的辞职和广肇公所的责难，孙中山不为所动，他一方面劝慰王宠惠留任原职，“勿怯也”；另一方面，于1月5日，致函给广肇公所和潮州会馆诸同乡，公开声明：“民国新立，司法重任非伍公不可。”第二天，又在答《大陆报》记者问时，详细地解释了不任命伍廷芳出长外交的原因，其大意约略如下：

　　本政府派伍博士为法部总长，并非失察。伍君固以外交见重于外人，惟吾华人以伍君法律胜于外交。伍君上年曾编辑新法律，故于法律上大有心得，吾人拟仿照伍君所定之法律，施行于共和民国。夫外交本为一国最要政策，第法律尚未编定，虽有俾斯麦、拿破仑之才，掌理外交，亦将无用。中华民国建设伊始，宜首重法律，本政府派伍博土任法部总长，职是故也。

　　从孙中山的解释来看，他主要强调了临时政府成立伊始，法制建设是临时政府面临的各项工作中最重要的任务之一，而伍廷芳又“法律胜于外交”，所以任命伍廷芳出长司法是人尽其才，但是从伍廷芳的资历专长和从政轨迹来看，孙中山的解释未免有些牵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