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天津起义殉难烈士知多少
辛亥革命网 2013-11-19 00:00 来源：天津日报 作者：天津日报 查看：
1912年1月29日夜爆发的天津起义，到底有多少革命义士殉难？百年后，人们是否还记得他们的英名？在天津起义中身受重伤的革命党人，是否有不治的情形？被清军逮捕的革命党人，是否也在备受酷刑后英勇就义？他们的下落，同样令人牵挂。
胡鄂公在《辛亥革命北方实录》中，只记述了参战的包括日本人谷村在内的九位殉难烈士的死因：“林少甫：会清军调重兵绕击革命军之后，革命军以人少弹乏，少甫遂于进攻督署时，与佐治同时殉难。韩佐治：时少甫领左翼，佐治领右翼……清军不支已后迟矣，卒以调来重兵绕攻革命军之后……佐治于败衄中与少甫同时殉难。何南屏：攻督署时，南屏率领后队。及清军绕攻革命军之背，南屏掩护退却，率所部左右射，冲重围以出……卒以重伤遍体，遂及于难。高士俊：士俊与数同志抵金钢桥……会有大队清军至，士俊知无可与抗，竟仓皇殉于金钢桥下。钱秀峰、江润生：中途为逻骑逮捕，遂及于难。管国贤：与少甫同及于难。郭牧之：与润生由沪赴津，同殉一月二十九日天津之役。”
胡鄂公也分别记载了起义军中的受伤者和被捕者：“在途中为敌所捕者，则崔文藻、刘应福、李景伯、赵正叔、冯泉廉、周守玉、黄敬斋等是也。”“时，受伤者有姜赐卿、孙茂春、史玉生等八九人，而赐卿所受之伤较重，以其弹片在肋，非入医院诊治则无由痊可。遂于是晚，舁入天津医院。”
姜赐卿的伤情如何？在医治期间，有没有躲过清军搜捕？均不得而知。起义军中的被捕者，也凶多吉少，部分成为烈士的可能性颇大。
杜元载主编的《革命人物志（第八集）》载，钱仲山（钱秀峰）于被捕数日后遇害。可以认为，以直隶总督等为首的清政府反动势力，惨无人道，对一些被捕的革命党人下了毒手。
1912年10月，京师京华印书局印刷的《崔文藻君革命纪》一书中，载崔文藻《狱中与同志书》称，“大事不成，弟与刘、谭（刘应福、谭兆熊）二君，共罹罗网。”
而《直隶警务公所为捕获暴动党人崔文藻等人事致商会函并附供词》载，天津起义之夜，“已将掷弹人崔文藻等四名拿获送案”。其余三人分别为刘应福、李中财、李得胜。崔文藻供词称，“学生走至东马路地方，见有不识之刘姓，首先被翻”。而刘应福也谎称“不识”崔文藻、“实不与崔姓同伙。”看来，二人已有约定，一旦被捕，以此为对敌策略。因此，也不排除李中财、李得胜为革命党人化名的可能。胡鄂公所载的被捕者，并非没有遗漏。
司法总长伍廷芳1912年11月编辑的《共和关键录》第四编中，录有袁世凯于1912年2月23日自北京发给伍廷芳的电文：“前接少川（唐绍仪）皓电（19日），称沪宁都督函称，有崔文藻、刘应福、谭兆熊三人在津被捕，请省释等语，当即电询直督。自接复电称，该三人已于阴历腊月二十四日（2月11日）释放矣。”
沪宁都督即指沪军都督陈其美。崔文藻等若能顺利出狱，定要惊动能说上话的大人物来说情才行。他们是有幸被保获释了，但其他被捕者是否如此幸运呢？
陶菊隐著《袁世凯演义》载，姜赐卿所部“孤军奋战，大多力竭战死”。而《天津近代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载，“攻占督署未能得手，其他各路也均告失利，革命党人十数人捐躯战场”。尚不知这两处记载的依据。
天津起义失败后，胡鄂公曾“偕熊得山、丁削嶂（丁开嶂）、易宣等至各机关，抚慰进攻督署诸同志”。在津革命党人安葬殉难烈士尸骨，也是可以想见的。胡鄂公载，“至林少甫、韩佐治诸烈士遗骸，则于善堂掩埋时，嘱其暗为封识。”“北方同志，始衔痛分赴各同志殉难之地，归葬诸烈士遗骨。”这表明，在血雨腥风中，革命党人仍不遗余力地为烈士善后。
1912年2月17日，胡鄂公“召集北方各革命团体会议于（天津老西开）吉祥里十四号，当议决五事”。其中包括“本日到会同志，为纪念北方死难诸烈士起见，在袁世凯当国期内，不受其任何官职及其荣典、勋章等物”。这应为对殉难烈士的一种别具意味的悼念形式。
胡鄂公还“电请鄂军都督黎公继续汇款两万元，以作结束之资”。安葬烈士和抚恤遗属的花费，也应包括在这笔善后经费中。1912年3月9日，胡鄂公将“北方革命运动经过情形以及用款支出清单，具电以告鄂军政府。”
将烈士生平记述入传，也是当时可以想见的一种纪念形式。胡鄂公“唯念死难同志之不可掩没，革命事实不可无记载也”，于此际在津奋笔疾书。其所撰《辛亥革命北方实录》《辛亥革命北方烈士列传》两本书，于1912年3月后，陆续脱稿。
但对其他天津起义烈士，是否进行过追悼、祭奠，是否设墓纪念，尚未见史料记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