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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惠州起义”与日本(4)

辛亥革命网 2018-09-17 09:59 来源:新浪博客 作者:陈在俊 查看:20424
凡是孙先生历史的研究者,大概都知道:在武昌起义前十次革命行动中应该是以第二次起义的“惠州之役”规模最大;其开始发动的基地,正就是在日本的横滨。而且有颇多日本友人参与策划与活动。

  9月末,孙先生到达台北(内田並未同行),与山田、平山会和,拜会儿玉、后藤,日本方面提议革命军可由惠州北上,取道厦门、福州,並应允援助武器,运到海、陆丰交付革命军。孙先生当即再三提出借款要求,后藤答曰:“在厦门台湾银行地下室金库中存有二、三百万银元,革命行动嘛!当然可以掠夺使用。”

  五、郑士良起义惠州

  此时,孙先生当然不可能知道日本方面企图侵略厦门的阴谋,而且在别无善策的情况之下,只有电令郑士良改变原先攻击广州计划,转向厦门进攻。适当此时,有兴中会员陈南,来自香港,报告海、陆丰同志准备举兵,山田良政遂即随同陈南去当地视察实际情况有无举兵可能,如其不可,立即回报。山田到达海、陆丰后,了解没有可能,但因惠州革命军与,战况激烈,也可能是为了观察军情,遂即转往郑士良军中,並未如期回台。

  郑士良为孙先生21岁在广州博济医院附设医科学校肄业时代的同学,也是最初共商倾覆清廷的同志。他是惠州归善县人,县属三州田、稔山等地,向为会党啸聚之处,乃以该地区为组织革命军的根据地,聚健儿6百人,但仅有洋枪3百杆,子弹各30发,虽然向附近清军防营陆续密购若干械弹,仍然不够支配。

  孙先生到香港时,因准备未週,命郑士良暂勿发动,嗣后因粮食缺乏,郑乃分散所部住入附近乡村,只有80人留守大寨,因恐风声外泄,凡进入山寨者,都拘留之,不许外出,以致附近一带乡民谣言大起,纷传山内有数万乱党,至9月末(正当孙先生到台湾时),在广州署理两广总督的广东巡抚德寿据报。火速调兵围堵,于是革命军由统领黄福率敢死队80人於10月16日突袭清军,斩40人,擒30多人,夺获洋枪40杆,弹药数箱,清军不知虚实,惊骇溃散。

  当时,郑士良正在香港接到孙先生指示取道沿海北上、攻向厦门密电,9日,驰入军中,15日,在平山、龙冈间招募千余人,清军在佛子坳扼险防守,郑士良命令无军械者执戈在前,持枪者分布在左右两翼,匍匐上山,薄垒大呼,众枪齐发,清军惊溃,夺获洋枪7百多杆,子弹5万多发,军马10余匹,生擒县丞杜凤梧。

  17日,第三次大捷於永湖,掳得洋枪六百杆,子弹数万发,马30余匹。

  19日,进至崩冈墟,谋出东江,为清军所拒,转攻黄沙洋、三多祝,21日占领三多祝,四乡同志来投,达2万多人,乃编列队伍,厚积粮饷,以备三多祝至梅林间五日行程所需。

  此时,正是革命士气旺盛之际,但却由香港转来孙先生电报:“情势忽变,外援难期,既至厦门,亦乏接济之途,军中之事,请司令自决进止。”于是郑士良只得留下持有洋枪的一千多人,余众解散,悄然收兵。但被清军探知,大举反击,革命军终於一旦溃败,山田良政则因迷路被清军俘虏杀害。此外,为响应革命、而在广州谋炸德寿的革命同志史坚如,也被清吏捕获罹难。

  惠州之役功败垂成的主要原因,是由於日本山县有关内阁适於9月29日下台,由伊藤博文於10月19日出任首相,组成新内阁,政策突变,制止儿玉源太郎利用孙先生的谋略,于是后藤新平从此避不见面,平山周被通知立即离台返日,孙先生束手无策,只得辗转发出“情势忽变,外援难期”的电报给郑士良,希望他保留一些实力,以备将来再起,但结果却是一败涂地。而孙先生本人则延至11月上旬,也被总督府派人告知离开台湾,回到日本横滨。

  六、探索历史真相

  笔者在前面提过:日本企图在义和团肇乱之际,利用孙先生揭竿起义,以行趁火打劫,是有事实根据的。现在请看几位参与其事的日本浪人,在当时或后来的告白:

  其一,是平山周的谈话:平山在随同孙先生赴上海之前的8月中旬,在长崎向九州《日出新闻》社长田中侍郎等人明言:“我等此次计划之决定,非一朝一夕之事,乃(明治)二十七、八年战役(甲午战争)之结果:其中虽有颇多反对意见,但其后仍继续不断。吾人谋求的大目的,恐易洩漏,故有绝对保密之必要。我在香港多年,通晓当地清国人事情,我负责在清国纠合同志,内田甲(良平)在关西、宫崎寅藏(滔天)在关东,分担联合同志之责,各自奔走。香港已完成计划,培养出足够的潜在势利。(按平山曾与毕永年、林圭同赴湘、鄂两省联合哥老会首领,又偕郑士良到惠州了解三合会情况,並在香港接触兴中会和康有为派保皇党人,以及纠合了少数日本浪人)此次归国,有与东京同志作最后商量之必要……”

  其二,是内田良平的意图:先是内田於1898年6月自西伯利亚归至日本,7月,在叔父平冈浩太郎东京寓所与宫崎滔天相识,宫崎遂即偕同孙先生与之晤谈,孙先生首先说明支那非实行革命不可的理由,並恳切期盼日本志士的援助。内田表示:“支那革命固有必要,但尚有一先决问题,就是日、俄开战。如不经此一战,则不能挫抑俄国东侵势力;不然,恐俄国将趁革命混乱而侵略支那领土。‘殷鑑不远’,请看日、清(甲午)战争结果;(指三国干涉还辽后,俄国强迫租借辽东半岛)再请回溯英法联军攻陷北京城,(1860年)俄国不是立即乘机割去了乌苏里江以东一带吗?”孙先生答以:“只要支那革命成功,则收复俄国侵犯地並非难事,岂足为忧?何况更有日、中提携(合作)呢!”内田自称被孙先生意志所感,乃相约:“如果支那革命在日俄战争之先发动,则我终止对俄计划,为君援助;唯在时机到来之前,各行其志。”孙先生大喜,两人自此往还密切。实则内田的内心却是以为:“孙文以‘灭满兴汉’为革命旗帜,其目的在於驱逐满人,恢复汉人的中国;为此,而给汉人以助力,藉使满人依赖俄国(意指满人被逐回东三省,唯有依靠俄国),然后,日中提携击破俄国,则满洲,西伯利亚归我(日本)所有,俾造成经营大陆基础,是为吾人愿望之所在。”

  其三,是葛生能久的记述:葛生乃内田第一助手,他在为黑龙会编撰《东亚先觉志士记传》(1933年出版)的“惠州事件前后”一章写出:“为促使多年积弊、自行腐烂的老大支那觉醒的孙逸仙等人所持革命主义,应肯定真为拯救东亚大局的必要手段,固毋庸议;因而身为邻邦志士参加支那革命、流血於兵火巷中,当然为彼等(日本志士)之所甘愿。至於彼等经纶所在,係特置重点於孙逸仙革命思想的‘灭满兴汉’标帜,盖汉民族遂行支那革命之际,满洲民族自必成为劣败者,而返回北方故乡满洲,为寄托其衰残命运,唯有依靠俄国之一途;至此,我国举革命成功之新支那提携,对抗俄国南下政策,从而席卷满洲,西伯利亚,置之於我势力之下,东亚形式於兹可定,而大陆之地亦被我皇德之光。实为即可挽救东亚危局,且兼得伸张我国国势之所在,我国一般东方志士,就是於如斯远大见地,开始参划支那之革命……”(笔者按:孙先生只有“驱除鞑虏”为革命号召之一项,並无“灭满兴汉”之说。)

  其四,是葛生能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证言:葛生於1954年5月为日本《祖国月刊》纪念宫崎兄弟专集所写“中国革命的同志宫崎寅藏(滔天)事蹟”一文,又再提及:“明治三十三年(1900年),中国文廷式来日,力言:‘山东方面拳匪(义和团)有举事之气势,今春内,必将勃发变故,吾党(按係指康梁保皇党)应趁此好机崛起。’因此,平山为联络中国同志急赴香港(按平山係偕同郑士良去惠州实地了解三合会同志人数及械弹数量和种类,並在香港与保皇党人有接触);在国内(日本),由福本诚统制全局,军事方面由内田良平负责组织义军……迅即纠合同志达3百人,一俟指示电报到来,即可行动。”葛生在此文中又曾明言:“当时,我们所确立的主张是:孙文的革命运动,在於一洗老大中国的多年积弊,为此我们感到对於邻邦的有志者,实行侠义的援助,乃是日本国民的义务。更且孙文是以‘灭满兴汉’为标榜,如果经由汉民族的革命有所成就,则满族自然依存於俄国。局面一至於此,则日本便与革命中国联合,遏堵俄国南下,必将满洲、西伯利亚纳入我‘和平圈’内,以图东亚之安定。”

  最后,笔者要指出:山田良政之死,正应验了他自己对平山周所说的话。“应当演出最后一出,才该罢手。”他的这一出戏只是拿孙先生做配角,替他日本所演出的。但因山田毕竟是在革命军中被清军俘获斩首,所以孙先生在后来所著《孙文学说》中提到山田,乃有“惜哉!此为外国义士为中国共和牺牲者之第一人也”之语;又曾为山田撰文立碑:“山田良政君,弘前人也。庚子又八月,革命军起惠州,君挺身赴义,遂战死。呜呼!其人道之牺牲,兴亚之先觉也。身虽陨灭而志不朽矣!”可谓推崇备至,可说已成定论。然而在当年(1900年)孙先生是被包括内田良平、山田良政、平山周、甚至宫崎滔天都在内的一群日本浪人将他折腾了整整的一个年头,他真是个“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哪里能够明瞭的到环绕着他的日本浪人们的意图所在呢?

  我们后世的治史者,则能从日本现存多方面的史料中把历史真相深入地发掘、清晰地铺陈出来——这就是历史研究者的责任所在。

  (作者系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专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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