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民间人士与辛亥革命
（一）前言
辛亥革命的内涵，有狭义和广义两种含义。狭义的是指1911年10月10日（清宣统三年，农历辛亥年)武昌起义爆发，至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前后中国所发生的革命。广义的可以包括从1894年檀香山兴中会成立到1913年 “二次革命”讨袁失败的革命。辛亥革命虽发生在辛亥年（1911），但这场革命运动却有其较长而艰难的孕育期，孙中山饱尝了各种艰难险阻和酸甜苦辣。
伟大的爱国者、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青少年时期就抱有振兴中华，迎头赶上世界先进国家的崇高理想。 1894年夏，孙中山满怀改革救国的热望，捧着8000言充满革新精神的《上李鸿章书》，北赴天津上书。他主张学习欧洲各国“富强之本”，做到“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尽其流”。自信“以中国之人民财力，而能步武泰西，参行新法，其时不过二十年，必能驾欧洲而上也。”
李鸿章对“上书”未予理睬。时《万国公报》月刊第69、70册以《上李傅相书》为题连载，算是对孙中山一片爱国之心的回报。上书失败，是年10月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中清军又连连失利。孙中山不满清朝政府的软弱无能，决心以革命的手段推翻之。于是，远赴檀香山，“拟向旧日亲友集资回国，实行反清复汉之义举”。
他在檀香山创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举起了“倾覆满清，建立民国”的第一把火炬；他在广州发动了武装起义，成为辛亥革命运动的先驱；他联络海外华侨、留学生、爱国青年在日本成立中国同盟会，吹响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号角。中国同盟会成立后，利用多种形式广泛开展革命宣传，先后（1906年12月至1911年4月间）在广西、湖南、广东、云南发动9次武装起义。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虽屡战屡败，却愈挫愈奋。连续失利的起义，使革命党受到了惨重的损失，也使革命党得到了锻炼，同时更震动了全国，激励了人们的革命斗志，最终爆发了武昌起义。正如孙中山对广州黄花岗之役（辛亥4月）评价所言：“事虽不成，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轰轰烈烈之概，已震动全球，而国内革命之时势实以之造成矣”。“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革命已成。”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268年的封建统治，废除了延续二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国乃至亚洲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辛亥革命发生在中国湖北，却得到“革命之母”——海外华侨的鼎立相助，亦得到了日本人士的大力支持。本文仅就日本人士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加以论述，以请教於各位专家。
（二）孙中山把日本作为革命基地是历史条件使然
孙中山先生“致力於革命凡四十年”，流亡海外近二十年，其中居留日本竟达9年半时间，约占他整个政治生涯的四分之一。孙中山为什么要久居日本？这应是孙中山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实践已经证明，孙中山久居日本，乃至一度把日本作为革命基地，並非其本意，而是当时国内外形势所迫，既是不得已而为之，又是非常明智的选择。
孙中山於1894年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后，即向亲友集资，组织兵操队，为反清复汉做准备。其时，他並未想以日本作为革命活动的基地。1895年2月，孙中山设兴中会总部於香港，並在那里策划广州起义，亦未打算把日本作为革命基地。1895年10月的广州首义未举先败，陆皓东等被捕、死难，孙中山、陈少白等亡命香港。清廷照会英国领亊，要求引渡孙中山等。港督覆称：“英国不愿交出政治犯，孙文如来港，必驱逐出境，不得逗留。”引渡未果，清政府即悬赏捉拿。在国内通缉、香港驱逐的情况下，为了实现革命目标，孙中山先生等於是年11月2日离开香港赴日本，从此开始了长期的流亡生活。孙中山革命征程中先后16次赴日本，其目的就是为了最终实现革命目标。
辛亥革命前孙中山先后12次赴日本。孙中山流亡的第一站是日本横滨，在那里组建了兴中会横滨分会，借资500元，断髮改装，奔赴檀香山。
孙中山离日后，先后赴美国檀香山、旧金山、纽约，英国伦敦等地宣传革命思想，发展革命组织，筹集革命资金。1896年10月，清政府驻伦敦使馆将孙中山诱捕，企图绑架回国杀害。经他的老师、英国友人康德黎等多方营救，在公众与论和英国政府的干预下才得以释放。清政府脸面丢尽，恼羞成怒，遂将赏金提高至银币50万元，再行通缉。孙中山先生伦敦脱险后，在英国继续考察并精心研究西方政治学说。由于“时欧洲尚无留学生，又鲜华侨”，孙中山不愿“久处欧洲，旷费革命之时日”。加之当时中国正出现“要富强，学日本”的热潮，留日学生逐渐增多。孙中山于1897年秋离开欧洲，遂往日本。
孙中山被推举为中国同盟会总理后，信心大增。“自革命同盟会成立之后，余之希望则为之开一新纪元。——及乙巳之秋，集合全国之英俊而成立革命同盟会于东京之日，吾始信革命大事可及身而成矣。”1905年10月初，日本政府将孙中山驱逐出境时，他曾想把比日本条件更加有利的越南作为根据地。他在那里建立华侨同盟会，并发动国内西南边境的武装起义。但在1908年3月他受到法国殖民当局的驱逐；孙中山也曾以新加坡为基地进行革命活动，1910年12月6日，新加坡殖民当局以“妨碍地方治安”为名，限期孙中山离境。
在四处难以立足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以日本为活动基地，对于孙中山来说当是较为明智的选择。其一，孙中山仰慕日本维新。“试观日本一国，与西人通商后于我，仿效西方亦后于我，其维新之改革为日几何，而今日成效已有可观。”这是1894年发表在《万国公报》月刊的孙中山评论，也是在日本最早的言论。他主张学习日本治国经验，并通过日本学习西方治国之道；其二，孙中山认为“中国同日本是同种同文的国家，是兄弟之邦”，“两国国民皆受到相同道德的熏陶，因此思想上无造成感情之虞，在道德上无发生冲突之理由。”因而，对日本自感亲近，寄予希望；其三，中国日本彼此相邻，“消息易通，便于策划”，亦便于指挥。
另外，日本政府对于孙中山及其革命活动虽然并非热情支持，（诸如，1897年10月孙中山赴日本欲长期居留，外务次官小村次太郎踌躇再三；1905年10月、1907年3月和1910年6月，先后3次驱逐或劝说孙中山出境；1911年2月又拒绝了孙中山访日等等）但是，从利用孙中山革命活动扩大日本在华权益出发，日本政府还是釆取了一些或明或暗的有利于孙中山及其革命活动的政策。1907年初，清政府要求日本驱逐孙中山。由于认为压制中国革命派将来对日本扩张势力不利，便由外务省政务局长山座圆次郎予孙中山七千元离开费用，以3年以后可以重返日本为条件，劝其自行离开日本。这就为中国革命党人在日本从事革命活动提供了空间，使日本最终成为孙中山革命活动的基地，进而使日本人士与辛亥革命发生了千丝万缕的关係。
（三）辛亥革命前孙中山与日本人士的交往
辛亥革命前，孙中山结交了众多日本人士，据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库藏资料列出的名单约300人。其中，不仅有政要、军界领袖、财界人物、大陆浪人，还有知识界名人。孙中山在其《建国方略》中回忆，当时在日本结识的日本人士主要有数十位：宫崎滔天、平山周、犬养毅、大隈重信、大石正己、尾崎行雄、副岛重臣、头山满、平冈浩太郎、全鹏信太郎、秋山定辅、中野德次郎、铃木五郎（铃木久五郎）、安川敬一郎、久原房之助、山田良政、山田纯三郎、宫崎民藏、菊池良一、萱野长知、副岛义一和寺尾享等。这里提到的仅是孙中山“就其直接干预者而略记之”的名字,“其它间接为中国革命党奔走尽力者尚多”。 孙中山结识的日本人士中，一些过从甚密的日本友人对孙中山及其革命运动表现得特别热情、无私、执着，确实令人赞叹：倾其家产提供资助者有之；不畏艰险跟随孙中山谋划、指挥起义者有之；亲赴起义第一线，献出宝贵生命者有之；哥哥倒下去，弟弟挺身而出，“始终为革命奔走者”亦有之。
宫崎寅藏是孙中山结识较早的友人。他出于促进革命成功，进而解放亚洲弱小民族，共同推进亚洲复兴的目的，给予孙中山以热情无私的援助。他倾其家产支援中国革命，妻儿生计无力过问，致使妻子女儿有时不得不靠赊欠和借贷为生，过着“一族困穷，衣食不安”的生活。日本警方企图以高额报酬拉拢宫崎寅藏，使其提供中国革命党活动情报。但他不愿“朝低首于官僚，夕折腰于军阀”，予以俨然拒绝。他宁愿流浪街头唱浪花节，也不愿向警方屈服。孙中山称宫崎先生“为他人国事，坚贞自操，艰苦备尝”。宫崎寅藏和日本贵族院议员萱野长知，均被孙中山称为“侠肠义骨”的真正盟友。
梅屋庄吉是孙中山在香港结识的较有经济实力的日本实业家。他与日本政府、军队、财阀素无往来，对孙中山支持完全出于对其思想和主张的信服。他始终实践对孙中山 “君若举兵，我以财政”的许诺，先后资助巨额资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