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民间人士与辛亥革命(2)
山田良政和其胞弟三田纯三郎及菊池良一等，均被孙中山赞为“为革命奔走始终不懈者”。 时年32岁的山田良政，在惠州起义中被清军所捕遇难。孙中山誉为“外国义士为中国共和牺牲者第一人。”山田纯三郎继承哥哥的遗志，勇敢地站出来，一直追随孙中山多年。孙中山先后题词“同舟共济”、“至诚如神”相赠。
再如，最早在美国结识的日本基督教牧师菅原传，在伦敦结识的日本生物学家南方熊楠等，对孙中山的支持是无条件的，亦属于真诚无私的援助。
日本原首相大隈重信、犬养毅、田中义一和桂太郎等政要，怀着扩张日本势力的目的，对孙中山亦提供过帮助，解决过居留、生活费用等实际困难，有“全国志士的总帅”之称的头山满和黑龙会首领内田良平等国权主义者，是大陆浪人的右翼。他们与孙中山交往有着明确的目的：在中国革命党人最困难的时候施以援助，待革命成功后索要“满蒙西北利亚”地区，以进一步实行扩张，在东亚建立日本的“皇道乐土”。
实践证明，孙中山之所以广泛与日本各届人士交往，是为了寻求对中国革命的援助和支持，是缘于中国革命的需要。他在日本有识志士同情支持下，以日本为活动基地，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组织同盟会，使反满革命有了统一领导；他多方筹集资金，解决了革命运动中资金匮乏的燃眉之急；他在日本友人的协助下购运武器，壮大了中国革命的军事力量；他在日本创办横滨中西学校、东京革命军事学校、浩然学舍、政法学校和近江飞行学校，不但较好地解决了华侨子弟、流亡人员的教育问题，而且有计划地培养中国革命的政治军事人才；他注意对中国留学生加强宣传教育，培养革命力量，为辛亥革命和南京临时政府输送了大批骨干；日本人士还亲临前线参加武装起义，甚至血染疆场。可以说，没有孙中山和中国革命党人以日本为基地的多年奔波和奋斗，很难出现以孙中山为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
但是，孙中山在与日本人士交往中，亦有对有的人士扩张野心认识不清、用人不当、甚至“有一些按常规之过分盲目、丧失原则的考虑”。但由于种种原因，未造成什么严重后果。正如胡汉民致张謇函谓：“顾界于生死存亡之际……其事非常，甚咎或可恕耳。” 毛泽东主席亦指出，“像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大都有他们的缺点一样，孙（中山）先生也有他的缺点方面。这是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
（四）日本民间人士对辛亥革命的援助
武昌起义爆发后，日本民间人士给予热切关心及大力援助。是年11月上旬和12月下旬，分别以内田良平、头山满为主组织了友邻会和善邻会。虽然内田良平、头山满主观上是从维护和扩大日本在华权益的立场出发的，但客观上还是做了许多有利于中国革命派的工作的。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部分日本人士奔赴中国，直接参加战斗。1911年10月18日至11月27日的武汉保卫战，前后约有近30位日本志士参加此役。日本陆军中佐东亚同文会干事大原武庆，第一个赶到武昌参加了革命军武昌起义的军事行动。他作为革命军的幕客，参与出谋划策。之后，末永节、斋藤某、石川某先后抵达汉阳和武昌前线，协助革命军战斗。北一辉、清藤幸七郎、葛生能久先后赴上海、武昌、南京参加战斗。12月2日，革命军攻克南京后，金子克己、三原千寻、布施茂、岩田爱之助等被派往天津、北京，汇合驻天津的平山周、小幡虎太郎等策划伏击袁世凯，但未成功。平山周等日本人士与在天津的革命党人袭击天津镇海衙门和总督衙门时，岩田爱之助、布施茂被捕，谷村幸平太战死。日本陆军的现役军人步兵大尉野中保教、工兵军曹斋藤某等，参加了革命军，投入了汉阳前线的战斗。金子步兵大尉战死，甲斐靖步兵中尉负伤。
二是帮助解决经费和购买武器。武昌起义爆发后，黄兴乘船赶往武汉，途中电告萱野长知起义的消息，并要求尽量多购炸药带往前线。梅屋庄吉从萱野长知处闻讯后，旋即2次拨款28.6万日元（时100日元=83.9海关两），为革命军购买武器弹药等。为缓和资金匮乏之局面，急需印刷军票。梅屋庄吉受中华共和促进会副会长陈其美委托，出资在新宿石田印刷所印制了面额为5元的军票共250万元，为当时革命军管辖地区使用。1912年1月，日本三井公司借款30万日元，革命军用此款购买了武器弹药，尽管多是窳劣之品，亦是同清军战斗的重要补充。
三是组织医疗队奔赴前线。为缓解前线医护人员紧缺的情况，友邻会派遣梅屋庄吉夫人主治医生山科多久马率领6名医生、10名护士的医疗队奔赴前线，抢救革命军伤病员。医疗队的一切费用由梅屋先生提供。
四是给予宣传舆论支持。善邻会在东京、大阪等地召集演讲会，鼓动社会舆论支持中国革命。梅屋庄吉与日本民间志士一道成立了中国共和国公认期成同盟会。1912年1月28日在东京筑地精养轩举办了有政界、舆论界及大陆浪人等72人参加的招待会。会上，介绍了孙中山就任大总统以来的政治形势，经过充分协商，一致通过了劝告日本政府早日承认南京临时政府的决议。《大阪每日新闻》等日本几家大报的特派员与大陆浪人一道赶往汉阳前线作战地采访。不断向日本发回“革命军奋战大胜”等新闻报导，宣传革命军英勇奋战的事迹；梅屋庄吉派自己开办的电影公司的优秀摄影师狄屋坚藏奔赴武汉三镇，拍摄了汉口、汉阳攻防战和革命军英勇杀敌的纪录片，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资料；1903年春，孙中山访问日本，梅屋庄吉将这部纪录片赠予孙中山。民国元年，宫崎寅藏为主在上海发起创办《沪上评论》日文杂志，为疏通中日关係发挥了重要作用。孙中山称赞《沪上评论》“很好，很好。”并亲笔题词：“评论社鉴，公理为衡”。
五是呼吁日本政府“严守中立”，反对出兵干涉中国革命运动。辛亥革命爆发后，西园寺内阁召开会议，研究辛亥革命时期的对华政策。日本驻汉口领事会同各国领事于11月26日派代表面见黎元洪，表示了“认民军为交战团，各国严守中立”。可是，武昌起义爆发后，日本从旅顺、横须贺、濑户内海调来6艘军舰增援长江水面，又从国内抽调500名精锐陆军，替换了驻汉口的海军陆战队，准备随时武力干涉中国革命。在民间组织和有关人士利用反对出兵的舆论向日本政府施加压力下，加之中国革命形势迅速发展以及日本政府对内外厉害关係的权衡，日本政府被迫放弃了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企图，还默许了向革命军提供武器的行动。
总之，辛亥革命发生后，日本民间人士在中国大陆和日本国内掀起了援助中国革命的热潮。不论他们各具什么目的，但他们的各种援助行动，客观上有效地壮大了辛亥革命的力量，扩大了辛亥革命的影响，对于促成中国革命事业成功发挥了积极作用。事实证明，孙中山对日本于辛亥革命态度的评价——“日本则民间表同情，而其政府反对者也。”是有充分根据的。
（五）结语
辛亥革命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对近代中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它推翻了清王朝268年的封建统治，废除了延续二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国共产党十五大报告》指出，“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产生了三位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就是“辛亥革命”、“新中国诞生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改革开放”，把“辛亥革命”排在“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之首，应是对辛亥革命最准确的评价和历史定位。把孙中山列为“三位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的首位，是对孙中山一生革命业绩的充分肯定和无限尊崇！
孙中山先生为“和平、奋斗、救中国”，致力于革命40年，流亡海外近20年。孙中山在清王朝悬赏缉拿和香港、越南、新加坡、日本驱逐的情况下，为了寻求对中国革命的援助和支持，得于日本民间志士的同情和帮助，先后16次赴日本，居留日本达9年半时间。他以日本为革命活动基地，与日本政要、军界领袖、财界人物、大陆浪人，知识界名人等各界人士广泛交往，并在他们的支持下，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做出了实际贡献。尤其在辛亥革命中，日本一些民间志士给予资金、武器、军事、舆论上的支持，大大增强了辛亥革命的力量。辛亥革命取得20世纪中国第一次“历史性巨变”的伟大成果，日本民间志士的热情援助，应是功不可没！至于一些居心叵测的人士的援助活动，一是他们的个人目的并非得逞；二是客观上确实起到帮助中国革命的作用，亦应予以认可。
（作者系中国中日关係史学会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