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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风云中的留日士官生

辛亥革命网 2019-03-11 13:39 来源:贵州文史丛刊 作者:陈芳 查看:20197
清末留日士官生在辛亥革命风云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是辛亥革命的军事骨干,为革命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辛亥革命史的研究成果已十分丰硕,恐怕任何其它专题史研究都难以与之相媲美。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奠基者章开沅早在十年前就提出如何创新与深入的问题。马敏、严昌洪、张海鹏等学者也撰文参与讨论,他们一致认为应将重点放在研究视野的拓宽和研究领域的拓展。关于社会集团或群体研究的开展就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因为这样的研究更符合人们认识历史客观实在的多层次性。①具体到留日学生群体与辛亥革命,学术界多是笼统地讲留日学生是辛亥革命的“骨干力量”、“先锋和桥梁”;②关于留日士官生与辛亥革命的关系在相关专著和论文中提到一些,至今没有专门研究;③鉴于此,很有必要对留日士官生何以能成为辛亥革命的军事骨干进行全面梳理,同时,希冀在资料上为同仁的相关研究提供帮助。

  一、留日士官生群体概况

  群体是一个社会学概念,一般是指以一定的社会互动和社会关系结合起来共同活动的一群人的合成体。其构成要素主要有:明确的成员关系、共同的群体意识、持续的互动意识和一致行动的能力。清末留日士官生从留学起就具备了形成社会群体的基本条件,面对灾难深重的国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选择了同盟会,且革命意识逐渐明朗化,固能在辛亥风云中一举而为,成为辛亥风云中必不可少的一支政治军事队伍。据统计,在革命风暴到来之时,已完成学业的将近600人[1]87。他们能够成为辛亥革命的军事骨干不是一日之功,考察他们的革命意识的形成过程有助于弄清这一问题。

  士官生在日本留学期间组织或参加了各种社会实践活动,这些社会实践活动是他们革命意识形成的媒价与土壤。以革命意识之发展为线索,大致经历三个阶段:

  1898年7月--1903年4月为第一阶段,主要进行了救亡图存的启蒙宣传。他们与留日学生一起组织同乡会、创建学生社团和创办报刊,表达他们的拳拳爱国情。1902年“东京留学生青年会”、“中华留学生会”相继成立,表明留日学生对于自身所应担负的重任有了初步的认识,政治觉悟萌发,并蓬勃向上,士官生们表现得尤为活跃。早在1898年底,蔡锷与林锡圭创办了“东京九段体育学会”,这是留日学生中比较早的组织,此时,蔡锷还未有习武的志向,经历了1900年唐才常起义失败的惨痛教训后,他立志弃文从武,在梁启超帮助下进入成城学校;[2]521902年吴禄祯与士官预备生刘成禹、李书诚等鄂籍学生成立同乡会,并创办《湖北学生界》刊物。士官生中不少人是秀才出身,文字功底深厚,固而,《湖南编译社》、《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江苏》等刊物成为他们的宣传阵地,他们或者是刊物创办者或者是撰稿者,向国人介绍西方现代军事学说、呼吁国人要重视军人、重视军国民的教育。这些理论同政治经济理论、科技成果一样,震撼着国内外同胞,其中,吴禄祯、蔡锷、蒋方震、张孝淮、蓝天蔚、李书城尤其突出。

  1903年4月—1905年7月为第二阶段,表现为强烈的爱国意识和初步的民主意识,以士官生为主体的“拒俄义勇队”的成立为开端。1903年4月下旬当留日学生得知俄国不仅不履约撤兵反而增加兵力的侵略行径时,奋而发起拒俄运动,并于29日这天成立“拒俄义勇队”,蓝天蔚被选为义勇队队长,蔡锷、方声涛等为教练,每日操练准备奔赴战场与俄军决战。清政府表面上保持中立,背后却污蔑学生是“名为拒俄实图革命”;公使杨枢向国内汇报也说义勇队类似唐才常的自立军,清政府于是明令要求义勇队解散,义勇队被迫改名为“学生军”,旋即又改组为“军国民教育会”,对外宣传的宗旨是“养成尚武精神,实行民族主义”,留日学生中参加此组织的有190名之多,士官生始终是主力,包括王家驹、王孝缜、张世膺等士官预备生,蓝天蔚因此成为留日学生中有影响的人物[3]137;该组织成立后除了在日本活动外,还派钮永建、汤尔和为代表回国向袁世凯请愿,要求出师抗俄,这是中国留学生派代表回国从事爱国运动的开始。此次事件后,革命团体纷纷成立,1904年年末,程潜和唐继尧等即组织了百余人的“革命同志会”。[4]8

  1905年8月同盟会成立至辛亥武昌起义爆发为第三阶段,士官生的革命实践活动变得有组织、有目标。同盟会成立后,不少士官生成为会员。1905年8月“铁血丈夫团”成立,最初的28名成员全部是士官生,这是在同盟会影响下自发成立的一个革命组织,活动基地就设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内。1908年5月《武学》杂志创刊,留日士官生有了自己的刊物,其创办者为河南籍的杨曾蔚,有书讲这是一个以动员陆军留学生将来进行北方革命的组织,因此吸收的成员大部分为北方学生,但是来自南方的李烈钧参加了这一组织[5]13;1908年士官生们利用暑假,奉孙中山、黄兴之命,在东京成立“大森林体育会”,为革命党人讲授军事学基础知识,任教者为六期生赵康时、仇式匡(仇亮)等[6]322。

  1909前后,立志加入反清队伍的士官生们的爱国情绪与反清革命意识同时递增,在日本的活动通常是以同盟会的革命内容相依托,“盗写日本军事机密书”活动最具代表性,以1909年春夏之际的“胡学绅案件”最为典型。胡学绅,湖南人,同盟会员,六期生,此时正在日本金泽步兵35联队第一中队见习,完成此次短时间的见习,意味着获得了士官生的资格,也意味着结束了留学生涯。正因为如此,学生中普遍觉得应该从日本带回点军事书籍或军事机密以图回国后使用。胡学绅于是三次私自进入联队本部资料室带出认为有用的资料书籍,第三次作业时东窗事发,很快就被日本宪警拘捕,月余,日本裁判所以“因违反军机保护法”判处6年刑役。日本对于此次事件处理的极其迅速和严厉,受此事件牵连,胡学绅所在联队的队长大佐、副官、中尉等4人同时被陆军部开除公职。胡学绅到底偷窃了什么资料而让日本方面如此大动干戈?同学李根源回忆说:“觅得日本动员计划书,该书为日本准备对中国用兵之密本,内中写有预定在一星期内占领东三省、京津、山东之具体方案。结果事发被逮”[7]12。此事件牵出了一系列中国学生偷偷抄写日本机密文件、意见集、计划书的行为。从广岛第五师团宪兵队长的报告中可知此类行为是从4期学生王若俨开始,第6期生最多,据统计,共有38名学生涉及此案。[8]171上述学生除胡学绅被严厉惩处外,其余鉴于情节不甚严重,日方没有追究,但日方在反馈给清政府的意见中表示了强烈不满。[9]对于近代留日留美学生与东道国的关系人们常用留日反日,留美亲美来概括。的确,他们在日本前后五年,败国之兵的伤痛使他们毅然决然走上了反抗的道路。同学们如期归国,胡学绅留在日本受刑,甚是遗憾,但是,这种精神已经得到传递。当辛亥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日本时,在一个月内,47名士官在校学生和53名候补士官生,或请假、或不辞而别,先后归国,多数投入革命洪流中[10]320。

  前后学成归国的士官生们将革命事业主要放在推翻满清王朝的统治,他们与其他爱国人士共同谱写了革命的乐章。因为他们掌握专门的军事知识,清政府在编练新军和新式军事学堂不得得不倚重他们,就在完成这些任务的过程中,许多人掌握了军队和学校的重要职位,于是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出现巨大反差,清朝统治者绝对没有想到,委任士官生建设军政却为自己培养了掘墓人。这是他们成为辛亥风云革命勇士的客观条件。

  士官生们在新军编练中所承担的任务根据职能分工有如下三类。一是在中央机关规划全国新军编练。在练兵处、陆军部和军谘府三个时期,士官生们以日本为模板分别规划、制定、颁布包括编译了一系列关于新军编练的计划、制度、章程。这些制度、章程导引全国新军的编练逐步走上正轨,从而使军事改革成为晚清各项改革中比较有成效的一项改革。前后参与的士官生不下40人,进步人物有蒋百里、万廷献、蒋作宾、冯耿光等。二是在地方督导新军建设,全国18省及近畿督练公所的参谋处、兵备处和教练处的士官生不计其数。

  可以说三处的总办、帮办、提调尽为士官生囊括。三是直接在新军中担任各级将领及参谋官等军职。清末新军原计划编练三十镇,至辛亥革命前,共编成十四镇十八混成协四标、禁卫军两协。据尚小明的统计,新军各镇95名协统中有29名是士官生,占了30.5%;[11]94笔者统计,宣统元年以来,具有革命意识的镇、协代表人物有(革命胜利后变节另当别论):第6镇吴禄祯,第20镇张绍曾,第10镇许崇智、王麒,第17镇施承志,第19镇蔡锷、张毅、曲同丰,第21镇萧星垣、刘询,第49混成协张哲培、蒋尊簋,奉天混成协蓝天蔚,山西暂编陆军第43混成协姚鸿法,陕西混成协毛继成等。而标统、管带等中下级军官不太好精确到名字,笔者的粗略统计是云南、湖南、广东、山西、四川及江北的陆军第9镇士官生人数比较集中,云南最多。另外,各镇协的参谋人员几乎是清一色的士官生。清政府不敢把军队要职放给士官生,但对于参谋一职则是放手支持,各地争相延揽,如军谘府在1909年9月至1910年7月间曾五次集中任命参谋人员,共任命镇协参谋官50人,任正参谋官的有殷成献、刘一清等9位;任一等参谋官有第23混成协程潜;任二等参谋官的有第5镇丁幕韩、第9镇浦鉴、第25混成协曾继梧、第23混成协姜登选等。此前后零星任命的参谋人员也不少,如第5镇正参谋官张绍曾、第8镇参谋官蓝天蔚等。[12]95还有的是以私人关系聘请的,如陕西混成协参谋官张凤?。他们名为参谋,实则掌握着军队的要职,他们的政治方向就是军队的政治方向,其中许多参谋官后来升任所在镇、协的统制或统领,如蓝天蔚、张绍曾。

  同时,士官生是清末军事教育舞台上的主角。晚清政府兴办军事学堂有两次高潮,一次是1901年,清朝廷要求各省设立武备学堂;另一次是1906年改武备学堂为陆军小学堂,其间离不开士官生们的经营与建设。而各省根据实际需要还自行设立了一些学堂如干部学堂、随营学堂、将弁学堂、讲武学堂等等,留日士官生包揽了这些学堂的总办、监督或教习,将他们在日本所学的知识、技艺传授给学生,培育训练了一批又一批初步掌握近代军事学知识的人才,这种影响在民国初年仍然独占头魁,如保定军官学校与云南陆军讲武学校,其校长与教育长乃至教官尽为留日士官生包揽;黄埔军校初创时,任过云南陆军讲武学校教育长的王柏龄还是比较信任校友,并大量延请了自己的学生任教,所以,黄埔军校有“士官系”和“保定系”之说。当革命风起云涌之时,那些属于同盟会员的教官们在教学之余向学员灌输反清革命思想、宣传同盟会纲领,云南陆军讲武学堂就极具代表性,朱德在此上学时屡受进步教官和校长李根源的激励,辛亥革命前夕他提前毕业,成为新军一员,先是担任班长,云南起事时被蔡锷火速提升为连长,在进攻云贵总督署中即立战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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