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风云中的留日士官生(2)
二、留日士官生与同盟会
同盟会是近代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在成立之初它就得到留日学生的大力支持。留日士官生参加同盟会的原因有哪些呢?不妨总结如下：其一，是被孙中山的个人魅力所倾倒。1905年7月，孙中山到横滨时约有百名留学生前去迎接；8月13日，在留日学生举办的正式欢迎会出现千人盛况，李烈钧等士官生自告奋勇担任维持秩序保护孙中山安全的工作；其二，是被同盟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所吸引。日俄战争爆发，腐败至极的清政府宣布所谓“局外中立”之举令国人生灵遭受涂炭，这种行为激起了士官生们的义愤与失望；革命派与保皇派的论辩又让士官生们在思想上对于“革命”二字有了清晰的认识。其三，是革命党人在艰难创业中所体现出的“同盟会精神”感动了血气方刚的士官生们。李烈钧在自传讲道：“余常见张、王诸友披雨衣、着木屐，毋问寒暑，不分昼夜，呼号奔走，联络同志，其不辞劳苦，实令人感愤不置。余方弱冠，思想纯洁，到日本后，复多感触，革命思想，乃益深刻，嗣读《民报》，而民族思想更进一步矣。”[13]75其四，同盟会成立之初所体现的民主政治原则吸引了他们。同盟会的民主政治原则与清政府的黑暗专制形成鲜明对比，如同盟会吸收会员的程序严密，对会员素质有较高要求，一定要有介绍人的引荐与考察，不是谁想加入就能加入，一般以地域为单位，一定是思想积极上进的青年才够条件，即使是拜见过孙中山也要按程序来进行，因为孙中山选择会员“手续极为慎重”，李烈钧、程潜的亲身经历反映了这一事实；[14]12其五，是被同盟会有目的地吸收为会员。当时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是与美国西点军校齐名的军校，是日本所有招收中国留学生的学校中以管理严格闻名的学校，包括士官预备学校(前期是成城学校，后期是振武学校)，当然其所吸纳的学生多是从中国各省选来的优秀武备人才。同盟会成立以前，兴中会、华兴会也组织过几次起义，但都失败了。1905年孙中山在欧洲与留学生的辩论中确立了与学生联盟的大方针；[15]303-304而同盟会另一个核心领导人黄兴更懂得军事力量在革命中的重要性，他很注意发展士官生并成为他们的直接领袖。
留日士官生从第4期起因为日俄战争拖迟入校，留在东京的许多人当时即加入同盟会，后来的第5、6期学生也纷纷加入，据李书诚回忆，仅这三期就有九十来人，辛亥革命起义者的姓名都能从此名单中找到，那些为革命献身的姓名也能从此名单中找到，如张世膺、王家驹。[16]183第7、8、9期生、在联队的候补生和振武学校的预备生中也有不少人成为同盟会员。
同盟会成立后，不仅注重在日本发展会员，也注重回国发展革命力量，清政府控制封锁固然严密，但是同盟会的骨干们冒着风险潜回国内隐密地建立支部、发展党员，扩大革命基础。早期毕业回国的士官生或者新被发展，或者是由华兴会、光复会、兴中会的会员直接转为同盟会员，如第3期的许崇智与蒋尊簋就分别属于这两种情况。1907年宋教仁在北方发展了具有较大影响的辽东支部，吴禄祯、张绍曾、蓝天蔚成为负责人。以吴禄祯为例，他不仅受宋教仁的影响，也受黄兴的影响。他是1902年与黄兴相识，曾经接受黄兴邀请“商议筹划革命准备事项”，对于华兴会的组建、宗旨进行过讨论；清朝廷练兵处成立后，清朝廷电调吴禄祯到北京任职，吴尚在犹豫中，黄兴得知后力劝吴禄祯：“北京地位重要，势在必行，机不可失”；我们在北京掌握部分权力后，可以与南方革命党人“南北呼应，共成大业”。[17]89此外，一些非同盟会员的士官生也是强烈赞成共和、倾向革命，如蔡锷和蒋百里。
有时，为了发展革命组织、积蓄军事力量，革命党人不惜用钱捐官以掌握军权，据当事人李书诚等回忆：富商出身的黄元恺曾资助吴禄祯二万俩白银获得第6镇的统制职位，给自己则花一万元购买了江苏道台的官位；而地方重臣陈夔龙之子、冯国璋之乘龙快婿陈之骥，也用六千两白银买了一个郎中的职衔以备急用。掌握了要职的士官生，一旦有机会则对革命同志加以提携，如吴禄祯曾向陆军部举荐蓝天蔚北上任职，1910年当他的湖北老乡陈宦被任命为第20镇的第一任统制后，吴借用老乡关系(陈宦并非是日本士官毕业生，许多资料都这样讲)向陈宦推荐了几名士官生担任要职，他们都是同盟会员。[18]66这种以人际关系网络开展开革命事业的例子比比皆是。
总之，无论是在日本在读的士官生，还是回国后在清政府中任职的士官生，一旦成为会员就非常投入，积极参加同盟会组织的各种活动，如，1906夏，刚成为同盟会员的阎锡山利用假期回家乡发展党员，还携带两颗炸弹准备搞暗杀活动；再如，士官生曾昭文被推为湖南同盟会分会长，誓不婚娶，以排满为职志，会务因之蒸蒸日上[19]281；还比如，王孝缜、李根源分别为广西、云南两省同盟会支部的负责人，他们利用职务之便动员新军中的官兵、学生加入同盟会；更值得赞颂的是，有些士官生因为宣传革命被官方开除公职，或者是家人为革命献身，但革命志气却有增无减，方声涛就是两者兼具的一位，他的弟弟方声洞在黄花岗起义中牺牲，愈发激励他全身心投入革命事业。由此也可以说，具有革命热情的士官生在同盟会的影响下逐渐成熟，而同盟会的组织领导是一部分士官生走上革命道路的政治保证。
三、留日士官生与辛亥革命起义
在辛亥革命发生之际，无论是武昌起义还是各地起事，士官生们发挥着军事骨干的作用，而革命胜利后的短暂时期，数名士官生担任地方都督有利于全国政治局势的迅速稳定。先来看辛亥武昌首义中的士官生。依据美国学者加斯特所言，共和国革命运动的队伍是会党、秘密会社、商人、新绅士、新军的大联合。具体到武昌首义，主力必然是受遥戴同盟会会旨的共进会和文学社动员的新军官兵和新式学生，从分工上来讲，士官生确实是发挥了军事骨干的作用。革命起义首先发生在湖北、士官生卷入湖北革命活动是有基础的，“湖北至少在1905年前五年已是革命活动的温床，而士官生很早就已卷入”；[20]586吴禄祯参加1900年唐才常起义就是鲜明例证。1911年10月10凌晨，革命三烈士刘复基、彭楚望与杨洪胜被斩首的消息传出，驻守武昌的新军各营中的革命党人悲愤填膺，起义遂提前进行。10日晚8时城内工程第8营打响了第一枪，城外辎重队首先纵火，第21混成协直属各营队起义；右旗第29标、30标响应；其中，工程第8营、第29标和第30标所处位置距离楚望台最近，同为先期到达会师的部队。炮8标是全标起义，入城参战并及时列阵蛇山，炮击督署、藩署，对光复武昌发挥了大作用；陆军测绘学堂响应，“大约有百人参加，占全校的三分之二”[21]188；此外还有陆军第三中学及其它军事学堂起义，第三中学的监督范上品为士官生。10月10日夜至11日晨，两军对垒，湖广总督瑞?见势不妙逃走，第8镇统制张彪也逃走，革命军很快攻克督署、藩署，十八星旗飘扬在黄鹤楼顶。一江之隔的汉阳、汉口也相继光复。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全国大地。
由上所知，在武昌首义时，工程第8营和炮8标的军事贡献最大。那么，士官生主要有哪几位，他们的影响与作用又何在?工程第8营和炮8标是湖北新军中最有实力的两支部队，两营的装备不仅较优，而且有着良好的革命氛围。工程营是革命党人渗入较早的部队，党人在全营的人数约占到四成左右；而炮8标从统带至队官则多同情革命，统带是二期生龚光明，全标起义时尚在北方观操，卓占标、杨起凤管带逃走，士官生姜明经管带与另一队官随军起义。这是其一。其二，守卫楚望台的军官成炳荣等也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当听到革命党人要起义的消息，总督瑞?等便格外重视楚望台军械库的防卫，特派纪堪熙、李克果、成炳荣等军官驻军监守，其中纪堪熙、成炳荣是士官六期生，均为同盟会员。据成炳荣的弟弟回忆：“呼号至右旗南营门外向楚望台鸣枪，该台守兵亦答以机枪，但均系向空发者。于是攻者冲锋上台搜捕巡守官。巡守官多散，先兄炳荣未走被执，以系老同盟会员，释之。三十标第三营营长杜锡钧带队踵至、与先兄炳荣约分守攻。先兄任楚望台、中和门、保安门、通湘门一带总指挥，杜则带队首攻督署，遂占领主阵地”。[22]95这一史料说明了成炳荣在楚望台参加起义的经过，他与校友杜锡钧里应外合，完成了占领楚望台的任务。其后，二人继续担任战斗指挥，以过硬的技术著称。其三，是刚才提到的杜锡钧。他们在革命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一点常常被人们所忽视。
后来炮队扩充，姜明经初任统领，汉口战斗中在刘家庙与清军对垒，黎元洪起用清朝旧将张景良为总司令官，姜明经为总司令部之炮兵顾问，姜明经未能直接指挥前期战斗，而这个司令官除不听顾问的意见，反而临阵叛变，致使革命军损失惨重，姜明经被公推为后期战斗的总指挥官，虽然已经不能挽回败局，但是在随后的汉阳战斗、武昌之防守，炮8标一直冲在前面，姜明经的指挥才能是公认的出色；就在起义的第5天，姜明经拿出《上都督意见书》，对于下一步的行动及各项政策安排提出意见[23]63。南京光复，各省代表聚于武汉，姜明经、杜锡钧与其他代表提议民军应继续北伐。这说明士官生确实是有胆有识，具备担当勇士的条件。
武昌起义后，民军面对严峻的军事形势，需要扩充军事力量，募兵不成问题，发出告示不日即组成步兵八协，马队两标，炮队三标，辎重两营，急需的是将帅之才。黄兴到汉口，黎元洪登台拜将，一批士官生先后来到汉口，成为抵挡清军的主将，如黄恺元为总司令顾问；程潜为汉口--龟山阵地战的指挥员；曾继梧任总预备队的独立炮兵团司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