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惠州起义”与日本(3)
孙先生更高举双手力拍宫崎膝盖大吼：“你明明知道，但是却如此逼迫我，究竟是何居心？”言毕，潸然泪落，相对无言。
宫崎不能入睡，与福本上甲板散步，陡见英国警吏两人站岗监视，又有两个中国巡警站在另外一边，海上更有巡逻艇严密戒备，才知道不能越雷池一步，于是两人服了孙先生的先见之明，同去他的房中稽首谢罪，並说：“今后万事惟先生之命是从。”
当夜，再行会商，决定：福本诚留在香港从事准备，如准备不能如意，即以现有力量举事。
举兵时，以郑士良为主将，原贞、杨衡云为参谋，福本诚为民政总裁，平山周副之。一说以郑士良为军司令长官，原贞为参谋总长，杨衡云为财务长官，毕永年为民政长官，平山周为外务长官。
翌日黎明，佐渡丸起航，孙先生和宫崎、清藤同回日本。14日抵达神户，立即寄函平山周，嘱对议决之事，毅然行之，不可终止；並改变杨衡云入惠州军中原议，嘱留香港联络商人筹款。
四、日本浪人的阴谋
先是内田良平自新加坡返回日本之后，虽然纠集了同志40人待机而动，但他认为“孙、康两派气势不振，他们都是所谓的治世高论名士，不是乱世的行动英雄，做不成大事。”而不久后，原贞、福本诚二人无缘无故突然相继离港回日，在上海招邀浪人的末永节也回到日本，孙先生无法控驭，唯有宣告停止行动，解散同志。千辛万苦筹集的一些经费，被浪人们挥霍殆尽，一事无成。
据当时福冈县知事8月26日高秘第848号报告：“因宫崎滔天和清藤幸七郎在新加坡入狱，担心为此造成同志离散，所以给予福本诚一些钱，让他先去支那，笼络同志，但福本诚於出发之前，在东京将此款糜费殆尽，由於坐失良机，孙文愤然将他开除。”
又据内田良平的得力助手葛生能久说：“此事破败的原因，是因患在内而不在外，完全是由於孙逸仙和内田良平等主谋者多年苦心积聚的资金被其手下人作无益的浪费，丧失了时机，孙深感失望。内田是在钱财上有力的人，且守信用，解散后，还将一些钱分给同志，以为善后之费，对於同仁没有丝毫怨言。至於其他人，在策划大事之际，极其骄者，有的留连青楼，满足一时情欲，把举事的资金挥之若泥沙，言语与行动，都甚为荒谬。今日归结来责备福本诚一个人，是掩盖不了事实的。如宫崎滔天也就浪费了不少，末永节、岛田经一等在中途迄今浪费数目多少，难於计算；至解散后，仍未满足私欲。我等难望实现将来的伟大希望。”
又据福冈县知事9月1日高秘字第872号报告：“孙逸仙对此次解散同志极为愤慨，在此之前，希望依赖日本人实现宿志，但终於不可能实现，只得离开日本，决定依靠别国。”又据福冈县报告：“如上次报告所云，孙逸仙愤於多年辛苦的计划瓦解於俄顷，似将离开日本，决意依靠英国。犬养（毅）头山（满）平冈（浩太郎）等先后极力劝他留在日本，等待时机，方是得策，但孙不表同意”云云。
当时，心情极其痛愤的孙先生决心离日，冒险前往上海，一方面是要观察康才常、林圭等人在湘、鄂、皖举兵的情况；一方面是要会晤已随李鸿章离粤到沪的富豪刘学询筹款再举。内田良平与刚自香港归来的平山周，以及内田邀约的中野熊五郎等人也随同於8月29日抵达上海。适逢唐才常自立军失败，人心极为浮动，清吏侦缉甚严，待了两天，就只得再回日本。
此行，内田良平实则另有密谋，他认为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挟光绪出奔后，由於李鸿章（时在上海）、张之洞（武昌）、刘坤一（南京）三个封疆大臣仍在，所以华中、华南人心尚能维持安定，如杀掉其中一、二人，就可造成混乱。于是他对中野熊五郎说：你的后辈晴毛大（上）尉受安徽巡抚王之春之聘，现任安徽武备学堂教习，希望你到安庆，说服晴毛运动军队蜂起，同时约岛田经一协同中野共负此一任务；並命葛生能久率领内田部下若干人组成敢死队，乘下班轮船到沪。
孙先生一行抵沪翌日，内田、平山、中野和来自南京的山田良政四人围坐协商，山田表示：“当此北清混乱之际，革命党还不能起来，是李、张、刘三总督的力量镇压着在。如去其一，则南清乱作，我熟知刘坤一南京寝室的护卫状况，且有潜入方法，並已选定了担当暗杀任务的支那人，现在正好孙文到来，立即实行如何？”（意谓刺刘成功，就可说成是孙文所为。）
内田大喜，说明所谋一致；山田拍膝笑着说：“你干掉李鸿章，我除去刘坤一，就这样决定。”平山问起：“孙文知道吗？”内田回答：“尚未告知任何人。”平山说：“那么，我们现在应该告诉他，好让他也做点准备。”
于是两人便对孙先生说出这个计划，不料孙先生坚称：“此为危道，万一失败，则我党为之灭亡，断不可行。”内田只得急电岛田经一，终止敢死队前来。
山田良政，日本青森县人，早岁受同乡前辈陆实指引，入东京水产传习所毕业，就职於北海道昆布（海带）会社，派驻上海五年，通晓华语。甲午战时，任陆军通译官，战后到台湾，受台湾总督府副官海军少佐泷川具和知遇，在台共事一年半之后，泷川调任驻清国公使馆武官，山田也因而获得海军省嘱讬身份，追随泷川到了北京。1898年百日维新之际，平山周到达北京，二人一见如故，彼此吐露内心秘密，深切相约将来共图大事，他们所谓的“大事”是什么？当然就只是共谋日本在中国的扩张而已。
此时（1900年），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总务长官后藤新平。因为山田良政的姨父菊池久郎是后藤新平少年时代的恩人，所以山田既已熟悉台湾情况，又与后藤关係特殊。故当八国联军攻陷北京之后，儿玉总督就获得桂太郎陆军大臣、山本权兵术海军大臣和山县有朋首相的许可，乘机进军厦门，囊括福建。
于是，便有设在厦门的日本庙宇“木愿寺”主持高松誓，於8月20日将寺中贵重物品搬运一空，当夜放火烧掉寺庙，日军仍以支那人纵火作乱为借口，立即派遣部分海军陆战队上岸，同时输送陆军一个旅团（旅）进入厦门港，不料引起英、美、法三国领事抗议，枢密院议长伊藤传文担心列强干涉，力持反对，卒使占领厦门计划终止。
但儿玉、后藤等人並未死心，而山田良政於孙先生在上海阻止暗杀刘坤一之后，也未死心，是故他便另生心机，向孙先生建议争取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的协助；另外则对平山周说：“男儿谋事，不能半途而废，应当演出最后一齣，才该罢手。”
结果决定，山田经福建去台湾；平山先去香港，再到台湾；孙先生与内田良平经长崎赴台湾。即此可知山田与平山、内田之间必有去谋：孙先生则未得与闻。及至山田到台湾见到儿玉、后藤商量后，便携带后藤致孙先生表明予以协助的书信回到日本，向孙先生转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