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留日学生与日本社会的摩擦和冲突(3)
三、住：空间狭小的榻榻米
据《留东外史》记载，清末时期中国留学生在日期间的寄宿地主要有三种：一是日本人或中国人经营的旅馆；二是数人共同居住的租房；三是租借日本人家中空闲的房间。居住在留学生机构或学校宿舍的留学生人数非常少。
对以上寄宿地，留学生共同的印象是空间狭小。14岁赴日的孙伯醇，在回忆留学经历时说：“日本乃贫弱之地。所谓和式下宿屋，一般只有四个半或六个榻榻米大小，空间极狭。这在中国是难以想象的，简直连放置家具的地方都没有。日本所谓的书桌，也非常小，让人悲伤欲哭！”[11]28
留学生将在母国生活的必需品带至日本，但一踏入日本寄宿的房间，发现空间小得几乎无法居住，所携带的物品甚至都无放置之地，他们不由为之悲怆感叹！不过，这一方面说明当时中国社会对日本的了解不足之甚，连最基本的生活信息在赴日前都未能获得。另一方面，留学生所携带的生活必需品，在日本人看来，简直匪夷所思。日本人吃惊的一是数量，二是种类。日华学堂教授宝阁善教的日记中记述道，新生的行李竟达63件之多，且行李很大，岛国日本的狭小房间根本放不下，其中有位叫张子平的留学生甚至把带有篷子的中式床也带了来，被寄宿地的保姆讥笑说像日本的佛龛。
不过，留学生当中也有喜欢日本这种居住空间和榻榻米的，周作人就是其中之一。他认为日本房间虽然狭小，但极具功效：
坐在几前读书写字，前后左右凡有空地都可安放书卷纸张，等于一大书桌，客来遍地可坐，客六七人不算拥挤，倦时随便卧倒，不必另备沙发，深夜从壁橱取被摊开，又便即正式睡觉了。昔时常见日本学生移居，车上载行李只铺盖衣包小几或加书箱，自己手拿玻璃洋油灯在车后走而已。
中国公寓住室多在方丈以上，而板床桌椅箱架之外无多余地，令人感到局促，无安闲之趣。日本则土木功毕，铺席糊窗，即可居住，别无一点不足，而且还觉得清疏有致。[5]194
但并不是人人都像周作人这么喜欢日本文化的，要改变出生以来业已养成的习惯并非易事。周作人毕竟还是少数派，更多留学生感受到的是憋屈和无奈。尽管空间狭小，但留学生还是都倾向于群居。原因也不难想象，与日本社会的种种摩擦和隔阂让他们只能将生活的圈子限定在母国人之间，这样大家可以互相照顾，在遥远的异国他乡互相慰藉着孤寂受伤的心灵。
四、其他文化差异引起的摩擦
由于与日本社会交流无几，留学生之间的往来就显得更为重要，这有助于消除平时的紧张情绪。然而，来往的时间过多，过于频繁，就会影响到用于学习的时间。黄尊三在日记中谈到：
友人间往来较多，半数时间皆费于此，这似乎业已成为留学界一大风气。留学生平常身处日本社会，神经紧张，须留意之事又较多，而与友人间往来，则无须顾虑太多，故轻松惬意。虽明知于时间浪费颇多，亦乐此不疲也。[7]109
这种现象也从侧面反映留学生与日本社会之间存在着隔阂和距离，留学们只能组成自己相对封闭的交际圈。前文曾述及，日本人对留学生在中华料理店等举行的聚会声音太过吵嚷，因而对其非常不满。说话声音的大小，也是反映中日两国文化差异的地方。黄尊三记述道：
今日本来要复习学过的内容，但未能如愿。同居于此的留学生有听音乐的，有划拳的，有大声唱歌的，还有和保姆嬉笑的，喧嚣之声震得门窗都在抖动，实在无法静下心来。我不由后悔前几天弹月琴的事来。[7]162
一周前黄遵三在之前的寄宿地为解闷而弹月琴，结果被房东敲门提醒，他一气之下就换了寄宿地，想不到这次轮到他为噪音发愁。当时日本人的日常生活在他们看来，有种难以忍受的孤寂。萧红曾说过：
日本人的生活没有丝毫自由可言。每天从早到晚听不到一丝声音。所有住宅就好像没有人居住，没有歌声，没有哭声，没有笑声。夜间从窗户向外望去，家家户户一片漆黑，直到天明都被木板隔得严严实实。日本人的生活，每天就是默默地工作工作再工作，像鬼一样工作。生活是多么的悲惨！[2]267
黄尊三意识到了噪音问题，但其他留学生则未能意识到这一问题。当遭遇日本人提醒时，他们更多的感受是气愤。在留学生创办的《留学生自治要览》中，有这样的记述：路上遇到朋友，勿大声呼喊；去参观的时候要提前确认好入口和出口，莫大声说话；夜晚不要大声说话；等等。[8]193可见平常曾遇到日本人不少的批评。日本人甚至把他们平常讲话的正常声音，也看作是噪音。两国对声音的理解差异之大，由此也可见一斑。
留学生不讲究卫生，在日本人看来也匪夷所思。《留东外史》中提到，鸟居荣子前去拜访同兴馆，那里住着很多同文学校的留学生，但所到之处满墙尽是涂鸦，榻榻米沾满了饭汤或油污，脏污不堪。[4]20她由此认为中国人缺乏自我管理能力，寄宿地简直就是动物园。虽然留学生很多人都没有经常打扫房间的习惯，但的确不应该把房间弄得如此之脏。随处涂鸦的行为，是留学生带到日本的不良习惯。留学生活结束后，留学生在其居住过的房间随手画上龙呀蛇呀，中国人看来似乎正常，但在日本人看来却有些不可思议。
和不良习惯有关的还有其他行为，比如随地吐痰。1899年初次来日的章太炎，在房间里的榻榻米上吐了口痰，被保姆大大地讥笑了一通。章太炎认为榻榻米是地板的一部分，吐口痰没什么大问题，也不至于被责怪。再有就是进屋脱鞋的习惯，这也造成了留学生与日本社会的摩擦。1906年6月5日的《东京朝日新闻》有篇“攻击下宿屋的大字报”的报道，内容是湖南留学生李某因有时穿鞋进屋，有时开关门的动作粗暴，声音太大，因此被房东赶了出来，他怨恨房东态度太过冷淡，因而用中文写了大字报贴到房东屋外。仅仅由于穿鞋进屋及开关门声音太大就被房东赶出屋子，在留学生看来，日本人无情之极。这位留学生用中文写大字报去告诉其他留学生，而不是直接向这位房东抗议，这也跟他的日语水平较低有关。这件小事最终通过警察的介入得到解决，日本人由此对留学生更多了一份不屑与蔑视。
留学生有感于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了让后来的留学生避免与日本社会产生摩擦，特地出版了《留学生自治要训》。其要旨就是希望通过留学生提高自身素养来解决问题，内容大多和道德修养有关。曾留学于振武学校的蒋介石，认为有必要通过提高留学生的素质，来提高国内一般国民大众的道德水平，这和国家民族的复兴息息相关。蒋介石将“衣食住行”与“礼义廉耻”相结合，强调其重要性。他说过：
明治维新后，日本人知道不改革野蛮之惯习，则无以与列强诸国谈平等，故而于一般大众生活之诸个方面皆实行改革。结果之一，以前有随地吐痰习惯的人，也慢慢随身携纸解决。[14]65
为使人们养成清洁的习惯进而有益健康，他还在黄埔军校发起“清洁运动”，为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合乎“礼义廉耻”的要求而主张“规矩运动”。具体来讲，“清洁运动”的内容有早睡早起、净脸、不随地吐痰等；“规矩运动”内容包括衣着整洁、衣扣美观、遵守约定时间、乘车乘船时勿大声谈笑等。[14]66蒋介石认为日本的发展，在于日本人将“衣食住行”等所有行动都和“礼义廉耻”相对应。他留学过的振武学校里也有《振武学校规则》，其中的《书房条规·学生心得》中对诸如讲堂、寝室、澡堂、茶室、会客室、洗手间、自习室、外宿、归国、服装等都有详细规定。[12]70这些几乎囊括了所有的“衣食住行”，这种新生活运动可以说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日本留学生活对蒋介石的影响。
如前文所述，留学生一旦踏出房门，就感受到来自日本社会的强烈压力。这让他们不得不局限于母国人的狭小圈子，按照旧有的习惯生活和学习，从而渐渐形成了留学生的社会圈子。由于这一社会圈子是封闭的、非开放性的，造成了母国的行为习惯和日本社会的隔阂，进而与日本社会产生新的摩擦，由此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