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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留日学生与日本社会的摩擦和冲突(2)

辛亥革命网 2018-09-12 09:09 来源:《苏州大学学报》 作者:王卫平 邵宝 查看:20168
中国学生留学日本肇始于甲午战后的1896年。大批留学生赴日后,与日本社会展开了全面的接触,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种种冲突与摩擦。

  二、食:难以适应的饮食生活

  能否适应留学国家的饮食生活对留学活动至关重要。今天如此,清末时期也如此。特别是对清末留学生而言,要改变自幼小时期就早已习惯的饮食生活并非易事。很多留学生曾为此苦恼不已,甚至有无奈而归国者。

  曾留学于宏文学院的黄尊三,在日记中记述第一次吃日本食物时写道:“一汁一菜,颇为简单,味至清淡。一小碗汤、一个鸡蛋、一小碗米饭。初次食用,甚觉不快。”[7]29可以想象,对他们而言,日本食物的印象可概括为清淡、简素、量少,而黄尊三是喜欢辣味的湖南人,日本食物对他而言显得淡而无味。即便今天的留学生,谈起他们对日本食物的印象,很多人也觉量少而味淡。

  清末时期,日本社会尚没有今日所谓的“中华料理”。日华学堂的宝阁善教因从事留学生教育,因而有机会品尝到中国菜。他在日记中曾记述感想:“种类繁多,食器较小,甚为少见。滋味若和洋折中者较多,最大特色为油腻。”[8]57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这种印象和黄尊三的日本食物印象正好相反。

  中国人自古“民以食为天”,留学生对饮食的讲究超出了日本人的想象,他们当然对量少而味淡的日本饭菜不满意。他们对摆在面前的食材不满,认为是对他们尊严的蔑视。《日华学堂日志》中记载:午餐以一尾八钱的香鱼为菜,学生中往往有发不满之声者,曰在吾国此乃人不食之猫食也。[8]86日中食物嗜好相异如斯!日本视为高级鱼的香鱼,在中国竟然是猫食。这种事情提供伙食的日本人自然无从得知。围绕着伙食供给问题,留学生甚至不惜罢课,要求校方解雇供给人。

  虽然日志中没有记载留学生风潮事件中日华学堂教职员的感想,但王景禧在其所著《日游笔记》中提到,袁世凯派遣的教育视察官在报告中说,在参观东京女子师范高等学校时,得知吾国学生常因饭菜问题爆发风潮,应平息这种纠纷,养其德性。[9]26由此也不难看出清末留学生对饮食的不满并非个案,而是普遍存在的问题。

  日本饮食中的一大特色是生食。黄遵宪曾写道:“日本多食生物。好鱼,薄切之,即下箸。”[10]213这说的是日本饮食中的生鱼片,对吃惯熟食的中国人来说,它着实难以下咽。黄尊三前后在日本留学八年,归国临别之际,受到房东宴请,但当房东夫人端上生鱼片时,无法拒绝的他,只得夹起生鱼片放在火上烤过之后,才送入口中。[7]320对生食的厌恶之情,由此可见一斑。还有一道菜也令留学生头疼不已。什么呢?牛肉火锅!锅内煮熟的牛肉,蘸着生蛋就食。

  对生鱼片及生鸡蛋等日本菜,《留东外史》中的陈蒿说:“日本人跟野人毫无二致,为什么那么喜欢吃生食呢?”[4]27饮食文化的差别甚至让其对日本民族产生蔑视,而一旦产生蔑视,对日本菜也就会丧失兴趣,进而毫不关心。而翻遍黄遵宪的著述及《留东外史》,会发现其中对日本饮食的记述少之又少。日本料理既然是野人的饮食,要让他们进食也就成了枉然,“吃过日本料理的留学生中,能道出十道菜名的人,百人中恐怕也就三四人吧!”[4]27留学生对日本料理兴趣全无,由此也就不难想象。

  既然他们对日本饮食毫无兴趣,那他们吃的是什么食物呢?答案是西餐和中餐。留学生住宿的旅馆或民家,都负责供给伙食。当然,很多提供的是日本料理。然而据《留东外史》记载,有不少旅馆或民家都提供西式早餐,包括牛奶、面包等。这很可能是住宿地的房东考虑到他们的饮食爱好而进行的变更。不过,并不是每家都可以提供西餐。这样的话,要想吃到西餐,就只有外出就餐。周作人曾说,日本西餐店的饭菜并不可口。[5]202这样,能够选择的就只有中餐了。

  在黄尊三的日记及《留东外史》中多有记载,留学生很多都是外出吃中餐。中华料理店和留学生的关系,并不仅仅是顾客和餐饮店的一般关系,而要复杂得多。1899年成立的最早中华料理店“维新号”,店名来源意义深远,反映了寄宿在附近的留学生希望借鉴日本明治维新,再建祖国的诚挚心愿。中华料理店也是留学生的社交场所,同时也是他们躲避日本社会嘲笑和蔑视的避难所。

  而对流亡在日本的革命志士而言,中华料理店又是他们隐蔽身份进行秘密集会的根据地。1918年5月6日,具有革命思想的留学生在“维新号”以宴会为名进行集会,决定为反对《日华共同防敌协定》而一同归国,未料事发被日本警察逮捕。这就是日本留学史上著名的“维新号事件”。据1918年5月7日《东京日日新闻》报道,被逮捕的留学生分别来自东京帝国大学、早稻田大学、明治大学及其他东京各大学的官私费留学生。

  中国料理店的出现对留学生们而言是一大福音,但日本人对此并不感冒。中华料理店推出的大肠盖饭等,并不合日本人的口味。留学生对日本菜,日本人对中国菜,二者的共同点是相互不欣赏。中华料理真正实现在日本社会的普及,是在其后的大正时期,在普及的过程中渐渐地实现了调和与折中。

  中国菜在日本难以普及的原因,并不仅仅是不合日本人口味。日本学者大塚力说过:“中国料理店的顾客除了中国人,只有很少一部分日本人,其原因是整个社会都弥漫着蔑视中国的气氛,将吃中国料理的人视为贱民。”[11]147中国留学生由于饮食文化的差别而蔑视日本料理,而日本人看不起中华料理的理由在于它来自中国,进而对吃中华料理的人也看不起,这是当时日本社会的风气影响所致。对留学生聚在中华料理店里用餐,日本媒体如此评价:

  支那留学生的食欲近来异常爆膨。数年前支那人经营的料理店,为数不过两三家,近来在神田及本乡一带,竟达三十余家。一到周日,留学生皆三五成群,狼吞虎咽。他们在店里拍手,大声喊叫,不仅敲碟子,还又跳又唱。每逢聚会,留学生狂态毕现,调戏店中女佣,淫笑之声不绝于耳,各种声音直震邻家屋瓦。此种现象每逢周日难以计数。即便不是周日,成群结队蜂拥而至者亦非少数。(中略)以今日支那形势观之,国破家亡之危机迫在眉睫。游学于异国他乡之支那留学生,却不知为国精修学业,日日满足于口腹之欲,以致学业荒废。吾日本人观之,岂不毛骨悚然也。[6]85

  文中描述的是1906年留学生在中华料理店就餐的情景。为消除留学生活中积聚的各种压力,留学生聚在一起就餐本无可厚非,但他们的行为对日本人来说是不堪忍受的。1905年东京各区警察署曾调查过辖区的中华料理店数量,为数不过两家。翌年就猛增至30家,其中调查记录中还不包括前述的“维新号”饭店,说明很有可能有未被记录在案的店面,实际数量应该更多。但1906年在日中国留学生有万余之众,很难想象中华料理店多到足以让所有留学生前往就餐。

  从经济角度考虑,出外就餐所费更多,有不少留学生是在寄宿地自己做饭。中华料理中较多使用大蒜来调味,而日本人除维持健康及治疗需要,一般都讨厌大蒜,对其有种习惯性的忽略。吃过大蒜之后散发出来的强烈味道,令素爱洁净的日本人很难忍受。这也是日本人讨厌大蒜的重要原因。很容易想象,这种大蒜的味道肯定也曾引起过不少留学生与日本人之间的摩擦与不快。

  留学生由于吃不惯日本菜而看不起日本,而日本社会对中国菜也持蔑视态度,双方都贬抑对方的饮食文化。不同的是,留学生贬抑的是日本料理的烹饪方法和味道,而日本人则是因为看不起中国人,所以连带贬抑中国菜。不论留学生是在中华料理店就餐,还是自己在寄宿地做饭,都与日本人产生了摩擦。日本人进而发展到对所有中国留学生、中国人、中国社会产生蔑视和不屑,这也就使置身日本的留学生在日常生活中举步维艰。当然,也有部分留学生能吃得惯日本菜,但绝大多数并非如此。尽管吃不惯,但有时候也不得不勉强下咽,因为寄宿地并不是每家都能提供西餐,如果不吃,留学生活就难以为继。据留学生监督处《官报》记载,监督处曾频繁地为留学生支付医疗费用,这和留学生不适应日本饮食有很大关系。留学生总会也曾在递交给驻日公使杨枢的报告中写道:很多留学生因饮食不服致生胃病。[8]466

  综上所述,留学生在饮食生活中与日本社会产生的种种摩擦令人关注。由于这些摩擦,留学生与日本社会刻意保持距离,也就不难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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