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锐于千载：同盟会员、武昌起义新军标统乔运钧(3)

　　三、南北和谈、军事调停、致力共和

　　中华民国建立后，乔运钧不忘加入同盟会时候的初心，勤勉工作，深入军事纠纷一线，为南北统一不懈努力。

　　1912年4月24日，作为旅鄂黔人，为解决西南黔地分裂局面，他公开呼吁黔军停战，以实际行动促进国内和平。1913年3月9日，袁世凯颁布临时大总统令，乔运钧被任命为陆军步兵中校，时年二十五岁。

　　乔运钧在武昌新军任职标统后，从粮道街搬离，改居都府提91号。周末，他常去武昌粮道街，看望世交谭启宇一家。1909年谭启宇道台病故，他自觉帮助谭家料理后事，深得谭家信赖。1913年春，乔运钧应谭夫人的安排，与谭启宇二儿女谭家彩完婚。至此，镇远的两个旺族世家乔文斗和谭钧培在武昌结为姻亲。

　　1913年10月6日，就任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不愿意赴南京就职，将北京作为民国政府所在地。副总统黎元洪也只得将就去北京履职。乔运钧继续跟随黎元洪，1913年7月下旬从上海入京，黎元洪1913年10月7日后从武昌入京，居住在有“小蓬莱”之称的的中南海瀛台。至此，乔运钧携家眷从南方迁入北方，在北京政府开始了此生长达15年之久的北京工作时间。

　　袁世凯当上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暗藏野心，打压革命党人，刺杀宋教仁，处心积虑筹备复辟帝制。1913年孙中山举起“二次革命”大旗，随后革命失败，流亡海外。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称帝，改国号为中华帝国。此行一出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3月，云南蔡锷首先发动了护国讨袁战争，随后爆发湘西战争，“湘西一带人民惨遭兵祸”。1916年3月，乔运钧被熊希龄委派，以国务委员身份前往贵州铜仁，与黔军司令司令官王文华接洽谈判，并通过贵州都督刘显世，与云南、广西的蔡锷、梁启超、唐继尧、陆荣廷等商定停战条约。他翻山越岭，深入腹地，在自己的故乡、黔军的地盘昼夜奔波，不辞辛劳。履行公职中，他不慎被黔军误抓，随行仆人被杀，自己被押解贵阳，险些赔上性命。千钧一发之际，熊希龄两次致电贵州都督刘显世予以解救，化险为夷！经过乔运钧等艰辛努力，4月底至5月，南北交战双方各自退兵。

上海图书馆藏件熊希龄1916年4月12日、5月18日电文

　　湘西之行期间，乔运钧会见了1908年东京一别八年的二哥乔运亨，兄弟促膝长谈通宵。袁世凯复辟帝制及北洋政府背离共和的危机四伏和祸及无辜百姓的南北战事，让他对时局深感失望。当下，他唯有尽自己最大努力，通过自己在黔地的人脉和关系，为促进南北议和、停战做些有意义的事。

　　湘西之行，乔运钧从北方返回南方，看到了辛亥革命后真实的中国社会，认识到即便湘西战事告停，国内和平依然艰难。面对时局，自己报效国家、致力共和的理想几乎成泡影。中国的出路在哪里？答案还要继续寻找。谁能解救这个一盘散沙的国家？

　　袁世凯复辟帝制83天，闹剧一场。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气绝身亡。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恢复临时约法，尊重国会，惩罚帝制策划操作者等。黎元洪因非北洋派，无法控制全局。北洋派段祺瑞出任总理后，府院矛盾加深。

　　民国进入军阀割据时代，北洋军阀奉、直、皖三系混战开始。政府总统、总理走马灯似地更替，民国政治舞台上演“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换大黄旗”的闹剧。1917年6月，黎元洪被逼下台。1917年至1923年，乔运钧一直在张绍曾主管的陆军部工作，依然从事国内纷争斡旋及战事调停工作。1917年8月25日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之后，基于工作之便，乔运钧开始与南方广州政府接触。

　　秉承“征集民意、商榷国是、促进统一”的宗旨，1922年6月北京政府在陆军总长张绍曾的牵头下成立“国是商榷总会”。乔运钧出任“国事商榷会总会”交际部调查股主任，制订总会章程，主议南北议和。他对这个新的机构寄予期盼，期望能在最广泛的民意基础上推进南北议和，促进国家统一。（张绍曾是民国第二十三任内阁总理，任期为1923年1月4日至6月13日。期间，他主张迎孙中山入京协商南北统一，遭到奉系张作霖等军阀反对，直接招致1928年6月被刺之祸。）

　　1924年（民国十三年）1月，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在广州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党纲、党章，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6月26日创办黄埔军官学校。乔运钧对孙中山1917年至1924年一系列的改革十分关注。军人的直觉告诉他解决中国问题的人只有孙中山，统一中国不能靠军阀。此后，他非常关心黄埔军校的发展。作为已育有10多岁长子的乔运钧，他经常给长子乔光锐讲自己读军校时候的事情，最终在1930年把当时把唯一的成年儿子送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这又是一个后话。

　　1924年（民国十三年）10月，奉系军阀的张作霖和直系将领冯玉祥联合推翻曹锟为总统的直系军阀政权。冯玉祥、段祺瑞、张作霖先后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孙中山接受邀请，11月10日孙中山先生发表了北上宣言，提出召开国民大会；11月13日，孙中山离开广州北上，先抵上海，再绕道日本赴天津。国是商榷会总会交际部负责接待准备工作，乔运钧参与其中。他无比激动，感到国家统一的希望就在眼前。12月底，孙中山扶病到达北京，不幸于1925年3月12日病逝于北京。临终遗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孙中山的逝世，对中华民族是一个巨大的损失，给乔运钧这批聆听孙先生教诲、在日本加入同盟会的青年是一个巨大惊雷。1924年，他做作了一个决定，离开北京政府，到南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