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锐于千载：同盟会员、武昌起义新军标统乔运钧(2)

　　二、加入新军、武昌起义、踏入军旅

　　乔运钧身为新军标统，技术全面，擅长带兵，平时严格操练骑兵马队，也十分关心士兵生活，受到下级和士兵的拥戴。当时湖北新军中文人居多，他们痛恨清朝腐败，向往民主共和，乐于接受新思想。同时，因革命党人促使革命思想快速传播。他骨子里崇尚民主共和，深谙士兵中反清暗流涌动，蕴藏着革命的力量，对新军中革命思潮的流行采取放纵甚至同情态度。他为人谦和，有谦谦君子之风，深得协统黎元洪欣赏。黎元洪虽说是清军将领，但有排满思想，对革命党采取怀柔政策，平时对新军中的文人多以保全、庇护为主。

　　1911年4月27日下午5时半，孙中山先生组织的广州黄花岗起义打响革命党人第十次暴力反清的枪声。起义之激烈、革命党人之英勇、伤亡之惨重堪称十次之最。湖北新军得此消息的每一个革命党人都无比悲愤和沉痛。100多位牺牲的壮士中，有满腔热血的留学青年、有愿为革命献出一切的爱国华侨、有多次参加起义的新军军人、还有从事革命宣传工作的记者等。这些勇士一经同盟会的召集，毅然参加起义，百折不挠，视死如归，壮烈之举，震动全国。这次起义极大地振奋了湖北广大革命党人的斗志，为不久即爆发了武昌起义打了一剂强行针。

　　辛亥革命前期，湖北新军已练成“一镇一混成协”模式。16080人中，有2000多革命党人分散在各个营队里，受革命思潮影响的有4000多人，站在清朝一方的不足千人。这些革命党人平时借着补习知识的由头，成为科学补习所等革命团体的常客，是日后武昌起义的中坚力量。

　　 1911年10月10日夜，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的枪声划破寂静的长空，敲响了埋葬腐朽的大清王朝的丧钟。10月11日，咨议局召开联席会议，集议革命不能群龙无首，黎元洪被革命党人强行推举为湖北军政府都督。湖北军政府向全国发布电报文告，一天之内，中国大地风雷震动。乔运钧随黎元洪进入武昌短暂的湖北军政府执政阶段。武昌起义成功后，黎元洪从中立状态转变为支持革命党人，武昌城虽被革命党完全控制，但一江之隔的汉口汉阳依然还在北洋新军控制之中。乔运钧随黎元洪参与指挥了惨烈的阳夏保卫战。历时41天的阳夏保卫战虽然以革命军的惨败而结束，但革命军坚守武昌，为南方各省独立和南北议和赢得了时间，保卫了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胜利果实。

　　“辛亥革命博物馆”和“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的“清末湖北新军全体将官合影”（第一排左十为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黎元洪，第二排左一为第八镇骑兵标统乔运钧。2016年7月拍摄于武昌的辛亥革命博物馆内）

　　武昌起义虽然敲响了埋葬腐朽大清王朝的丧钟，全国17省先后宣布独立，脱离清王室统治，但清室还是名义上的中国政府代表。在中华民国诞生前夜，孙中山所代表的同盟会、黎元洪所代表的湖北军政府、袁世凯所代表的北方势力都在建国问题的细节上未达成共识。1911年的最后一个月是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成功后各方势力最后角逐的关键月。乔运钧多次往返武汉、上海，参与了涉及中华民国建国等诸多议题及方案的规划、协调，与宋教人、汤化龙等各方力量代表接洽，为南北议和做了许多工作。12月2日“汉口会议”，南方独立各省为组建中央临时政府确定“虚临时总统之席以待袁君反正来归”；12月4日的“上海会议”、“南京会议”改选黎元洪为大元帅。因其在武昌，不方便到南京工作，让黄兴代职，而黄兴力辞不就，组建中央临时政府一时陷入僵局；12月18日，乔运钧参加了上海召开的有关政体、清皇室善后、大总统确立等问题的讨论，南北达成共识，召开国民会议表决相关议题；12月28日，南北议和谈判由汉口移到上海，席间，英、美、法、日、德、俄六国驻上海总领事采取一致行动，督促南北双方“停止现行冲突”，尽快成立共和政府。孙中山12月下旬从美国返回，12月29日，同盟会连夜赴南京召集代表开会，提出成立政府。17省代表以每省1票的方式、16票赞成1票反对的结果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正式建立，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辛亥革命结束。

　　经过多方角逐，袁世凯以清帝退位为重要条件，获得大总统宝座的资格。1912年2月12日，宣统帝（溥仪）宣布退位，267年的清朝统治和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被推翻。孙中山制定和公布一系列改革和进步的法令，3月11日，颁布带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武昌辛亥起义的成功是诸多合力的共同成果。这其中除了长期以来同盟会及革命党人反清、共和思潮的宣传深入人心，革命党人对起义的组织策划，黄兴等军事指挥家后期艰苦的阳夏保卫战，还与一批最早觉悟的清朝进步军人的暗中支持分不开，尤其是新军中具有留日背景的军官。孙中山在1913年2月22日的演讲中指出，1900年后，中国学生纷纷留学日本，“最盛之时，在日留学生达二万人，其十之七八皆支持革命主义者”。几年后，留日学生大量回国，革命思想遂普及于中国，才促发了辛亥革命。因此“东京（留日中国）学生实为中华民国建国最有功之大”。乔运钧就是这样的留日学生、这样的新军军人。他踏入军旅之日起，就紧跟革命形势发展，参加了武昌起义，亲历武昌起义直至中华民国的诞生，并参与了期间艰苦卓绝的阳夏保卫战和2个多月各派势力持续博弈的南北和谈。他的人生从此从单纯的军人逐步转变为与国内不同势力博弈、军事调停和政治斡旋的协调者，促和平、反分裂成为他一生的主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