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面人生——我的祖父石醉六将军(4)

　　1916年1月蔡锷任护国军滇黔军总司令，祖父随蔡自昆明向川南行军30昼夜抵永宁，驻纳溪战线在长江沿岸自叙州到重庆铺开约500里，困苦与物资匮乏已达极点，参谋长罗佩金改任左翼总指挥，祖父接替任参谋长，决死支撑。祖父生前回忆这段往事：“护国战争期间自昆明凌晨启程，行军到傍晚宿营，队伍每到一地，即可休息，而松坡却要处理公务，各种文电均亲自起草。我们这些人只能陪着，常常熬夜至2、3点才能去睡，一早还要出发。我疲惫不堪，骑在马上就打瞌睡，好几次摔下马来，松坡自然是更劳累了。”在讨袁护法战争中纳溪之役是决定讨袁大局的关键，结果袁军大败，到3月22日帝制被迫取消关于纳溪战役，祖父在总司令部作战计划上，作了如下注释：“此乃松公于民国五年三月十二日大洲驿总司令部（嘉乐店）作战会议上计划，当时我纳溪方面各部队实兵数一纸也。我军苦战纳溪城东棉花坡一带，阵地昼夜不得更代，给养不及半具，子弹不以时至，与敌决死以互争尺寸地之进退者。自二月初蓝田坝不利起，至三月七日夕退军止，伤亡而外每营平均不及三百人，彼其疲惫之毒，在战斗续行中殆已无可拟语。赖以支柱者，精神之兴奋耳。一旦背进衰竭之实，遂不可讳，甚者至陷于无神经。部将忧之，图减缩正面以节兵力，合申意见，以谋专守，即此会议之前日也。松公以为，循此现状，即专守亦无可言，非先作我士气不可。乃遍历行间，耳提面命，以血泪申大义，以军法励怯懦，竭移山填海之力，矢有进无退之心。将此生存战线之三千一百三十人，人人灌以一绝而后苏之兴奋剂，即以一己之精神力，平均分配其几许于其所部之人人。此时直谓全军佐胜之具，确已不在枪械子弹之属，而直接取效于公一身之举动焉可也！激战之后，指挥官员之意志不为强压的群众惰力所摇迫者，陶钧经历战役屡矣，此事实平生仅见。会议后，竟坚决仍守三层铺、白节滩线。于时我对抗兵力，却倍我八以上。公命但矣金、王两支队各自更番戌阵地，余皆集合后方从事休息，以备继进，卒乃获三月十七日至二十二日至大胜，卒见二十三日之帝制取消，其关系略可较量矣。顷自福冈护公丧返沪，检箧中得此纸，同人读之，益了然当日艰难支撑之实况，感泣宝爱，乃至各不敢私，将锓版以饷当世，以陶钧为会议席中之一人，因命记之如右。”（见《蔡锷集》，P.51-52，蔡端编，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版）。由上所述可见当时护法战争之惨烈和蔡锷的矢志不移。袁世凯取消帝制后双方停战一月，袁仍盘踞总统而蔡锷坚决反对，5月又继续开战一月，到六月促袁世凯自毙。此时蔡锷因久罹肺病，由肺结核转移喉结核（实际上可能是喉癌）说话都听不见了仍扶病办公。七月蔡锷赴成都就任四川督军兼民政长。

　　倒袁后先祖父激流勇退一叶扁舟到上海，正好黄兴自美回国，祖父还是住黄兴家，知黄兴的痛苦在其本系人物政治道德的堕落，蔡锷也同情黄的弱点，并对梁启超一派有所箴规，托祖父面达。他很高兴有此机会可与19年前的时务学堂老师再度谈心，就把全国一致倒袁的精神移作中国民族复兴的基础吧。

　　蔡锷病情日重，8月得大总统的批准请假治病的覆电，出川辗转到上海，9月9日稍事停留后即赴日本福冈入福冈医科大学病院治疗。嗣后祖父亦东渡参与照料。10月还函黄兴，告知松坡病见好转。未曾想11月8日，仅晚于黄兴不到十天蔡锷也仙逝了。到此他的两个挚友，政治盟友都与世长辞了，这“不但是中华民国的重大损失，也是湖南人的非常损失，他个人感到永久地孤立了”。

　　黄兴是武昌起义和辛亥革命主要领导人之一，辛亥革命推翻并永远结束了盘踞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王朝统治，中国进入了共和时代；蔡锷以他的生命护法、摧毁了袁世凯称帝的黄粱美梦，从而再造共和，他们的历史功绩永垂青史。祖父追随黄、蔡投身到时代的洪流，亲历了这两次划时代旧民主主义革命，故可谓“双重元老”也。一个同时亲历这两次革命战争的人又站在最高领导者左右的，在近代史上恐怕也是鲜有所见的吧。

　　从1916年11月到1917年5月祖父，外祖父岳森和很多朋友经纪了黄、蔡的丧葬。

　　1925年我的伯父石潮白与蔡锷长女蔡铸廉结婚，蔡石两家终成联姻之亲。婚后夫妇继续留学日本。

　　1941～1942年先祖父发起，并联合我的外祖父岳森以及刘铏和雷彪（都是蔡锷同乡和旧部，刘也是蔡锷姻亲）出资在邵阳成立了松坡图书馆，收集、整理并编撰了《蔡松坡先生遗集》，共12卷。

　　祖父的后期军事与政治生涯

　　襄谭延闿湖南驱张，结识毛夏共产党人。

　　旅沪六年大学授课，黄埔长沙三分校长。

　　祖父以军人人格从事的军事生涯在1913年追随黄兴南京讨袁以后，以黄兴始而以黄兴终。他认为自己用其所学以达到政治革命的愿望已基本完成，就毅然决然结束了。虽然1915～1916年又追随蔡锷云南起义讨袁至袁贼自毙，但是他自己认为那已经不是以军人人格从军，而是势在必为。何以如此？他是一个理智的人，劳心的人，看到国家不能从“推翻满清政府走向建设中华民国的积极方向反而是军阀割据，中国困惫于混乱的泥泞之中辗转为外侮所乘，损失不计其数”，他自认为这是他“习陆军的最凄惨的结果”，他决不能坐视。但他自己表示“绝对不愿以国家性质的职业作为攘利争权的勾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