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武昌首义的播种者吴禄贞先烈(2)

　　武昌为湖北省会之地，自然也就是全省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中心。省内各府、州、县一些较为优秀和较有条件的知识青年，都不约而同地集中到这里。其中，当不乏思想进步的有志之士，而，向往革命和革命人物，也就自然在他们当中，成为了一种非常有力的时代风尚。当年吴禄贞先烈，早在留学时期，就以其“大通起义”的英勇事迹，播声海内外，成为人们心目中的革命英雄人物。这时，他载誉归来，自然更为故乡一代进步青年所倾慕，再加上“将弁之囚”等等，一系列戏剧性变化，在社会上日益传播开来，又更不免增加了一些青年们的“好奇心”，皆争欲一睹风采。以是当时先烈的武昌小朝街寓所，每天都有些素不相识的青年学生，登门求见。先烈也不以为烦，皆一一殷勤接待，并皆有问必答，诲人不倦。青年们辗转相告，来者日众，几至门庭若市，户限为穿，尤为狭小客室容纳不下，后来者皆不得不侧立窗外，或席地阶前。先烈恐以此慢客，更恐地近闹市，惹人注目，对来者有所不利，乃以之就商于其好友李步青先生。李寓花园山孙家花园，庭院宽敞，地段幽僻，得慨允，借以为聚众宣传革命之所。于是，名著一时的“武昌花园山聚会”（以下简称“聚会”），乃由此形成。

　　据当时人们回忆，先后参加“聚会”活动的省城各营、校进步知识青年，共达数百余人（现时之有姓名、事迹可考者，约尚有两百余人）。其中，绝大多数，后皆成为辛亥革命的骨干力量。最著者如李书城、耿伯钊、孔庚、朱和中、刘静庵、胡瑛、张难先、曹亚伯、时功玫、周维桢、蓝天蔚、胡秉柯、冯特民、徐祝平、张荣楣等等。则皆曾在本省及其它外省革命活动中，做出过重大贡献，成为了知名的革命领导人物。由此可见，当年湖北的一代革命英杰，皆曾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过“聚会”的培养和影响；由此，而把这个“聚会”肯定为，当时湖北的第一个革命团体，和培养湖北一代革命人才的第一个摇篮，也是都有其充份的历史根据的。近世有些史家，在论述湖北革命源流时，每以1904年成立的“科学补习所”（以下简称“科补所”），为当时湖北的第一个革命团体。这是对于当时历史实际的一大忽视，也是对于当时历史事实的一大违背。因为，早在“科补所”成立一年多前，由吴禄贞先烈所领导形成的“聚会”，就已于1903年，巍然屹立在武昌花园山上。而“科补所”的主要发起人和发起人，如刘静安、胡瑛，则更是由先烈在“聚会”活动期间，所亲手培植起来的；“科补所”的活动方针，也是完全继承了“聚会”的原定方针。此其成立先后的时间顺序，及其先后的继承关系，皆明显可见。史册记载，亦皆确切可考，读者自不难参证得之。

　　（三）、首先举起民主主义的革命旗帜

　　吴禄贞先烈，是当时我国政府派送到日本，学习现代军事的首批留日学生之一；也是这批学生中，最先接受中山先生革命洗礼，由朴素的爱国主义者，发展而成为民主主义革命者之一。而更为值得着重指出的，则是当时，同辈的两湖革命党人中，最早结识中山先生，并最早成为中山先生亲密战友的、唯一的，就只是先烈（如以革命地位仅次于中山先生的一代革命伟人黄兴来说，先烈比他晚生了六、七年，但在这方面，则比他早了五、六年）。所有以上这些基本情况，就自然使得先烈，有资格成为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思想，在两湖地区的最早传播者。当年先烈从日本学成归来时，行囊十分空虚，脑子却十分丰满；主要装的就是他从海外所学到的各种新知识，和中山先生所亲自传授的民主革命新思想。这是他当时为故乡人民带回的最珍贵礼物；也是他当时急欲奉献于故乡人民的最珍贵礼物。1902年，回国前夕，他曾在东京举行的一次中国留日学生成立大会上，发表了豪情满怀的演说。把留学生会馆，比作了美国独立厅，充分表达了对于中国民主革命前途的坚强信念。这时回到武昌，组织领导起了这个“聚会”，得到了故乡大批革命青年的拥护，不禁更加豪情满怀地，把这座花园山看成为湖北革命的策源地。首先在山上树起了，中山先生民主革命的伟大旗帜。较为隐蔽而又较有系统地，对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的思想、宗旨和理论，进行了连续不断的大力宣传。第一次把民主革命的思想种子，有计划和有组织地，撒播在湖北的土地上。而由于有了两湖总督张之洞这座“保护伞”，一些惯于趋炎附势，奉承意旨的地方官吏，也都听之任之，不加干预。使他自始至终，都能于畅所欲言。这大概要算是当时神州大地上，能于半公开宣传革命，而又能于半公开安然存在的唯一特殊场所。其所以能于这样存在的原因，主要当然是由于，当时先烈的公开政治地位，及其足以慑服一切敌人（包括张之洞在内）的革命威望和胆识。要说完全没有半点风险，当然不会是事实，而且，也是绝不可能的。

　　关于吴禄贞先烈，上述革命活动的重大效果及其深远影响，当年曾经亲临其境和身受其惠的李书城、耿白钊、孔庚、朱和中等前辈，都曾先后异口同声对我多次回忆说：“我们当年就学武昌时的一大幸事，就是幸得受教于绶卿先烈。当时，我们对于孙中山先生，都是只闻其名，未见其人。对于他的革命主张和活动，虽也稍有所知，但都只是道听涂说的一鳞半爪，未得窥其全豹。而中山先生又复亡命海外，使我们想要求教，也不得其门而入。幸值先烈从日本学成归来，把我们集合到了武昌花园山孙家花园，为我们上了民主革命的启蒙一课。使我们对于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思想和理论，开始有了一些，比较系统和比较全面的了解。后来，我们和同时参加听讲的许多人，都能先后走上了革命道路，成为辛亥革命的战斗一员，就都是得力于他的启发和引导。他的年龄，比我们虽只稍长一两岁，乃至三、四岁。但他在革命道路上，却比我们这辈同代人，都已先行了一大步。足以成为我们的引路人和带头人，开一代革命新风，创一代革命新基。当时，他对我们湖北的革命运动，确实是曾起到了这种开创作用的。我们常说，绶卿先烈是我们湖北革命第一人，根据就是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