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人的不平凡往事：对父亲周福堂的回忆(3)

　　在骑兵营中发展文学社的成员，所采用的方式是开始是以结拜兄弟和组织同乡会等形式进行的。这种形式其实在清兵营和“新军”中都是很平常的，即便是被发现也会认为是正常的现象。因此这种半公开的秘密结社发展很快。短短的一年内，与文学社有联系或直接参加文学社的人就达到一百五十余人，其中骨干和积极参与者也有三十余人。

　　参加结社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有时是为某人庆生，或者是婚丧嫁娶，红白喜事，只要有一点借口，他们都可以趁机聚会，情投意合，便可发展成为组织成员。

　　当组织扩大到一定的规模，这时机会来了：一九一一年六月开始，四川发生大规模的保路运动，全省哗然，影响全国。清政府为了镇压这次风潮，将驻在湖北的两镇新军（张之洞在湖北组建的新军共有“三镇”，每镇相当于一个师的兵力）开往四川。在武汉只留下由黎元洪所辖的一个混成旅协（相当于一个旅），约有六千余人，该混成旅下辖步兵营、骑兵营、炮兵营、工兵营和辎重营。其中除步兵三个营之外，骑兵营约有六百余人，战斗力最重。按照黎元洪等新军首领对战斗的认识，骑兵营配发有洋枪等新式武器之外，在当时机动性最强。每个连除正式作战人员约一百余人外，还配马夫等后勤人员，人数在二百人左右，是黎元洪手下最得力的主力战斗部队，因此装备也是最好的，每个作战人员配洋枪一枝，马刀一把，每个连还配备有轻、重机枪等（黎元洪曾有一个时期企图将我父亲和他的骑兵营作为他本人的侍卫，任命我父亲担任他的侍卫长）。而清军只留下两湖总督瑞徵的一个卫士营。这对于谋划“起事”很久的文学社的领导来讲，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时机。

　　文学社原地址是武昌小朝街的尼姑庵内，这个地方虽然地处偏僻，因是尼姑庵，去那里的人不是很多，也还算比较隐蔽，熊秉坤等文学社的领导和我父亲曾多次在那里碰头、议事，到四川保路风潮开始，新军和清军从鄂大批调入川后，几乎三天两头都在尼姑庵内商议起义大事。本来无人注意的尼姑庵由于人员频繁出入，引起了清廷密探的注意。熊秉坤等人及时发现这个情况，临时把会议改在我家。据我父亲后来回忆，为什么要把会议地址改在我家，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我父亲的特殊身份，不易被清军密探怀疑；二是由于我们家离小朝街尼姑庵很近，反而可以监视清军密探的行动；三是由于改变会议地址事发突然，来不及通知其他人。会议三天连续在我家召开三次。每次会议都由我父亲指定十几个骑兵营的骨干在前院和后院站岗放哨，严查进出人员，连厢房和二楼的走廊上都有专人值守。

　　会议中决定了几个主要问题：首先是起事的组织领导；其后是起事的具体时间和信号（因留在武昌的混成协分驻在不同地点）；其三是具体分工；其四是起义成功后的行动方向。

　　会议原定在中秋（十月五日）起事，但后来考虑到中秋节老百姓过节，又是礼拜（我家附件有一座洋教堂），怕伤及无辜，决定改在十月十二日九时起义。由熊秉坤（时任新军步兵工营督队官）在步兵营先行发动。我父亲为了顺利响应起义，有意识将骑兵营那几天的值日官改为他亲自担任。可是到了十月八日深夜，清军密探突然搜查了位于小朝街尼姑庵内文学社的社址，并搜去了没有及时转移的文学社的部分文件。文学社各营领导见事情败露，毅然决定十月十日发动起义并约定信号是步兵营内响起的三记枪声。

　　十月十日晚上，我父亲在营内听到信号发出后，立即带上他事先联络并组织好的一百五十多名骑兵从忠孝门的南湖营地出发，直冲忠孝门。城门守兵只有一个排，开始不开门，当看到骑兵人多势众，武器精良，且已搭起人梯爬上了墙垛后，只得开门乞降。骑兵进入城内，与事先约定的工程兵汇合改打弹药库。弹药库中事先也有文学社发展的成员，当骑兵营正准备搭人梯翻矮墙进入库内时，库内的接应人员已经控制了局面，并开库门迎接。为什么义军要首先攻打弹药库呢，据我父亲讲，当时清政府为防止士兵闹事和军队的哗变，平时每个士兵只发放五粒子弹。每人五粒子弹的义军，这是无法取得起义胜利的，而骑兵是黎元洪的准卫队，每个士兵不仅配有马枪和马刀，每个排还有一挺轻机枪，装备精良。所以在策划时，把夺取弹药库的任务交给骑兵完成。夺取弹药库，便为武装起义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库门打开后我父亲一方面带人打开仓库领取枪支和各种火炮弹药，一面派出骑术精良的战士向各个营地报告起义消息和进展情况。得到消息的各营起义人员立即到仓库领取装备。此时参与起义的人员已达三千余人。并根据计划集中优势兵力攻打总督府。吴兆麟被临时推任为总指挥，和我父亲指挥部队向总督府发动了多次猛烈的进攻。而总督府仅有一个营的清兵，他们虽然也有优良的武器装备并作顽强的抵抗，但是由于在汉口和汉阳的部队一时也无法渡过长江前来武昌支援。义军一边进攻，一边喊话，要卫士营的士兵们赶跑指挥他们的满人，参加起义，这就逐渐瓦解了卫士营的斗志。骑兵营和赶来增援的兵士越来越多，清廷总督瑞徵见大势已去，便带着几个贴身卫士从侧门逃向江边码头，乘军舰向下流逃跑而得保命。听说总督已逃走，所有清廷派驻武汉的满汉高级官员也纷纷逃去。

　　经过一夜的战斗，武昌全城已基本上被义军控制，随后汉口和汉阳也被义军占领。此时各营文学社的领头人共五十多人集议：虽然武昌起义已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同盟会尚无领导人在武汉主持。因此，必须推出一个“首领”统筹全局。最后决定派出熊秉坤和我父亲等十余人去请黎元洪担任此职。为什么要请黎元洪担任总指挥呢？据我父亲后来回忆，主要原因是起义部队的总人数已达一万五千余人，而文学社的各营负责人，都没有这方面的经验、经历和能力，在新军中的汉人只有黎的地位最高，而黎平时对士兵和气，无官架子，起义军的中、下级军官和士兵都愿意找这样一个汉人统率全军。黎元洪当时藏匿在新军的一个参谋家中，不愿接见义军首领们。当听到义军的真实意义后才勉强答应见面。见面后黎元洪一再推诿，表示这是一件要被杀头抄家灭九族忤逆的大事，但当义军首领们拿出了以他的名义向全国发出的通告后，黎才被迫接受担任湖北军政府的都督。

　　由于武昌起义的新军一夜成功地打下了清廷在湖北的总督府，并很快地控制了整个武汉，大大地鼓舞了广大群众的斗志，清廷为了镇压起义部队，很快调回派往四川的两镇新军。那知这两镇部队中的下级军官和士兵早已有不少人加入了文学社，他们一回到武汉就纷纷反水投奔义军，使义军从原来的一万多人扩增至三万多人。骑兵营也扩编为骑兵团，由我父亲担任这一任标统（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