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人的不平凡往事：对父亲周福堂的回忆(5)
辛亥革命网 2011-02-25 00:00 来源：辛亥革命网 作者：周仕珍 查看：
一九二六年五月，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军先头部队在叶挺将军的带领下，从广州一路打到湖北。吴佩孚从湖北败逃河南，留下陈嘉膜、刘玉春两个师固守武汉，等待浙江军阀孙传芳的救援。北伐军围城攻打一月有余，武昌城内军队弹尽、市民粮缺，少数贫民区已出现饿死人的现象。我父亲一方面组织家中老小四处出钱购粮、救助灾民，另一方面联络武汉知名人士三十余人去会见守军，守军的两位师长与我父亲本是旧识，又曾在同一部队共过事。我父亲向他们分析了武汉局势，认为固守武汉，前途渺茫，不如开门和平献城。守军当即提出三个条件：一是北伐军进城后不得关押放下武器的守军一兵一卒；二是凡愿意参加国民革命军的官兵，北伐军一律无条件接收；三是放下武器的守军愿意回家的，应发放路费，准其返乡。随后我父亲又带着十几位代表出城求见叶挺将军，叶挺将军当面承诺满足守军的三个条件。隔日武汉守军放下武器，开门迎接北伐军进城。这场战争化干戈为玉帛，使武汉市民免受战争之苦，这是我父亲退出军界之后，造福社会的一件最大善事。
六、追求进步，迎接解放
我父亲虽然在当兵前，识字不多，但在新军所接受的教育则在当时是最新的，再加上他在练武时师父给他灌输的维护正义和讲究义气的思想，对他一生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因此在我们家及其周边，他更成为正义的化身。街坊邻居的大凡小事都要请他去做主，评理和主持公道；周边地区只要有人寻衅闹事，只要他拿起一把木棍在大门口一站，四周便静悄悄的。地痞流氓从来也不敢在那里张扬活动，他在便可保一地平安。下面主要几件事也可反映他的一生作为。
我母亲姓汪，按当时习惯，她只有姓，没有名，称为汪氏。但我父亲则给她取了一个名，叫汪新治，据他解释“新”是对新事物和新政权的追求，而“治”是指天下大治，平安和谐。这是第一件。
第二件是抗日战争时期，三八年至三九年日本侵略者为在正面战场上迫使蒋介石投降，在中原集中兵力搞“武汉会战”。我父亲当时虽然不能亲自带兵上战场打击日本侵略军，但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却没有一丝减弱。他一面四处奔走，呼吁抗日；另一方面把抗日化为他的具体行动：“武汉会战”进入关键时期，前方缺医少药，枪支弹药紧张，当他听到这个消息后便把他在汉口的一处房产变卖后，将其全部所得捐给抗日前线。“武汉会战”最后关口头，他看到“国军”溃败已成定局，他不甘心留在武汉当“亡国奴”，毅然决然决定抛弃经营数十年的家园和企业，带领全家迁往四川。以致后来日军占领武汉后，便把老家当成驻汉司令部（另一说法是日军把家当做驻汉野战医院）。后来提起这件事，我父亲常讲，钱、物是身外之财，丢弃了，今后还有机会挣回来，当亡国奴是丢了人格，一辈子都洗刷不清。
第三件事是我有一个表弟叫洪贵生（解放后任北京钢铁公司科研院副院长），四六年在武汉大学读书时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四八年时由于在学生中组织反内战、迎解放等活动被国民党当局通缉。地下党得知这个情况，分析了洪贵生的社会关系，决定让洪贵生住在我们家中，利用我父亲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我二哥周仕璞是黄埔军校第七期无线电班毕业生，时任武汉电台台长；我妻兄沈延世是黄埔军校第五期空军第一期毕业生，时任武汉空军司令），掩护他达半年之久。这段时期，洪贵生不仅利用这个形势，继续为党工作，还利用这段时间给我父亲详细解释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理想。我父亲也因此更加了解共产党，这对他后来在武汉解放前夕，不顾他人劝说留在武汉迎接解放起到关键的作用。
解放后党和政府对我父亲十分敬重，聘他为湖北省政府参事，誉为“首义老人”，直至五三年十二月离开人世。
我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快六十年了，他是一个平凡的人，做出了不平凡的事。他一生奋斗，回报社会，却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钱财；他虽然投资不少企业，经营的企业也曾获得成功，因为一场日本人发动的侵略战争而荡然无存，使他企图以实业救国的理想付之东流，但他参加和指挥的武昌起义的壮举，为推翻封建王朝流血流汗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以及他一生的高尚品德，是我们子孙后代永远的楷模。
本文是周福堂第三个儿子，也是他现存于世的唯一的儿子周仕珍（贵州省蔬菜水产公司退休干部）口头讲述，周福堂孙子周国强记述并整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