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辛亥百年(5)

　　 在湖南有一个人叫陈永芳是《文史报》的编辑。他写了一本大书即将出版，名为《无湘不成军——湖南三千国民军将领》。在这部书中，我祖父的职务是南昌卫戍区司令部伤兵管理处少将处长。这让我想起来以前父辈对我讲的事情。父亲说，那个时候，祖父在第六军总司令部任伤病管理处少将处长，因程潜当时在南昌任北伐军中央军指挥官，统领第六军在江西作战，祖父实际上就是北伐军总司令部伤病管理少将处长。可能因为北伐军总部当时北伐到了南昌，总部就设在南昌。所有北伐将士的伤兵管理工作均由南昌总部统一管理。事无巨细、任务繁重。北伐军总司令部对官兵的伤病工作十分重视，因为这关乎军队的军心稳定问题，所以北伐军总司令蒋中正经常视察着方面的工作。那个时候，周与蒋介石是距离最近的时候，几乎经常见面。每次开会，都有祖父在座。当时的蒋介石作为北伐军的总司令经常问及伤病管理情况，祖父总是对答如流，并将工作布置的很细，让蒋先生很放心。祖父也是个实诚人，也没有想到“灵活一点”拉关系，与蒋介石总是在工作上的接触。如果有点“心眼”，可能历史也会重写了，这当然也是后话了。

　　抗战时期应该能是祖父不顺的时期。抗战初期，地方将领被国民政府集中在南岳衡山举办军官训练团，请来共产党的高级首长来为国民党的将领教授如何开展游击战。祖父也被调到衡山参加集训。原本指望毕业后，重回战斗序列正面抗日，却被派到军警部门任军警稽查处处长、在乡军人征集处处长、游击司令等职。主要任务是维持地方治安秩序、补充兵员、组织战略物质撤退等工作。尽管属于军警特一类，祖父很是不爽，但是，为了抗战顾全大局，工作做得一丝不苟。

　　这段时间，祖父通过与地方组织的接触，发现国民党的军警特和政府的那些官员，贪污腐化、纸醉金迷、勾心斗角、相互内耗。在大敌当前之际，民族同仇敌忾、一致抗日才行。可是国民党的那些高官依然拉帮结派、你嫉我妒。在民族危难之际，抗战都打小心眼，保存实力，搞什么杂牌、嫡系之分。对于祖父这样的真正的革命者来说，绝对的是呲之以鼻的。在这些地方工作，祖父充分看到了社会的黑暗及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逐渐对大公无私、清廉公正的共产党组织产生强烈的好感，他似乎在共产党身上看到了国家的希望和未来。

　　祖父是一个能屈能伸的人。从他的生平中我们可以看出，作为一名老同盟会员，早年武昌首义时就跟随黄兴革命参加武汉战斗。1914年就升任将军，但是，北伐时，经过林伯渠介绍加入国民党后，在国民革命军第六军被程潜军长降至校官，从少校做起，也毫不计较。就像当年作为黄兴司令的副官，常被黄将军指派到汉阳龟山协助程潜布防一样，一如既往的积极献计献策，很快得到程潜将军的认可。也受到组织上的信任，一年之内，再次由一名校官升任将军之职。真乃大丈夫能伸能曲。不是吗？祖父为革命连命都不要了，难道还在乎个人的官职大小码？实施证明他老人家不在乎。从1914年升任将军之职算起，到解放，祖父做了近四十年的少将，好像从来没有什么失落感，以至于在六十四岁的时候，为了解放还率领他的暂编一师和敌人浴血战场，向着炮火、向着光明视死如归战斗到底。父亲在世时时常感怀：我们家是一门忠烈、两代将军，为国为民忠心耿耿。我的曾祖父在清代保家卫国，抗日援朝；我的祖父为共和赴汤蹈火、舍生忘死，与反动旧势力作决死斗争。为建立新中国奔走三湘，以花甲之年四处联络组织旧部，响应共产党的号召与反动的国民党做决死搏杀，险丢性命，虽然最后一战全军覆没、拼光了自己的老本，但是为了新中国他在所不惜。原湖南人民革命行动委员会领导人之一言乃克曾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周士仪等在全省各处组织了一批武装，成立“湖南人民革命行动委员会”准备起义。1949年春奉中共中原局社会部之命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江南地下第四军”，……第四军下辖第十到第十二师及两个暂编师和两个暂编旅，开展反蒋起义活动。其间成功策反了国民党三一四师工兵营、国民党河东地区司令林芝云部、国民党交警总队长张先正余部起义，并在长沙、湘潭、浏阳、邵阳、湘乡等地组织地方武装，打击白崇禧部，维护治安秩序，武装保护工厂、铁路、桥梁，配合解放军南下，促进和迎接湖南和平解放。

　　湖南省参事室、省文史研究馆资料披露：

　　1948年，周与唐威、言乃克、徐傅贞等人组织成立湖南人民革命行动委员会。次年春，推举刘建中、徐傅贞二人前往武汉与中共联络，获华中局社会部领导承认，并将行动委员会改组为三一〇三长沙第七总部，策划推进湖南解放工作。4月，由中原军区颁发解放军中原军区江南地下第四军番号，周被委任为第四军暂编第一师师长，参与策反与游击工作。后该军在白崇禧部围剿时被击溃。军长、政委失踪，部队失散，周被通缉，只得潜入长沙，直至湖南和平解放。

　　1949年10月，周入湖南军区第十二兵团政治部学习，12月调入中南军政大学湖南分校学习，1950年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

　　周士仪1954年辞世，享年6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