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辛亥百年(4)

　　关于祖父舍命剿灭白狼军之说，弟妹有这样的分析；一是出于湖南人“蛮子”的本性，加上曾祖父的湘军铁血精神的遗传，上了战场便刺刀见红；二是把革命任务看得很重，按照陈其美的嘱托，以自己的行动来争取袁的更加信任，以战功封官进爵，走近袁的圈内相机行刺。这种分析无不道理。由于祖父的努力，很快得到袁的赞赏偏爱，并被破格提拔他为少将军，总统行辕行走，时年28岁。在总统府院，周认识了一大批达官贵人，军政重要，也结识了一大批朋友。最重要的是，他再这里认识了蔡锷将军。当时的蔡锷将军，正被袁世凯监视软禁在北京，行动受到袁世凯的限制。但是祖父不知道这些，看到蔡锷将军是湖南老乡便一见如故，结为朋友。熟话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两个年轻人在他乡遇见了知己且志同道合，随时间的推移，两个人关心更加紧密了。我总是感觉蔡锷将军的出逃跟我祖父的帮助应该是密不可分的。因为当时在北京的湖南朋友应该就是我祖父了，又都是同盟会员，而且两个人的年纪相差也不很大，做什么事情相互是很默契的。史书上没有这样的记载想必那是因为祖父的当时的官阶在京城不算太大，不在史学研究范围里。但是从后面的一些举动中可以看出蔡锷将军对他的影响是极大的。因为在蔡锷将军到达云南后发动“护国战争”，就曾经带信要我祖父去云南参加讨袁行动。当时我的祖父在家养伤未能出行。即使蔡锷将军去世后，我祖父到云南仍然被任命为滇军第六混成旅第一支队少将司令、第二混成旅旅长等职。可见关系略见一斑。

　　动手的机会终于来了，1914年8月，陈其美派日本人武田赴京，在中华门至端阳门间设地雷，企图利用袁世凯诞辰日阅兵之机行刺，祖父作为内应将这次活动的地点、时间、车行路线、机关设置，地雷、炸弹一并交给来人，并积极配合，也做好了杀身成仁的准备。据说那天情况一切很顺利，一切都按照计划进行。在鼓乐声中，队伍昂首挺胸，高呼祝福。总统的行辕的车队鱼贯而出，准备检阅受阅部队。那一天，心情最为紧张的恐怕就是我的祖父了，他一身戎装跨马随队而行，作为拱卫军的高级将领，他就在检阅马车的后面。突然“轰”的一声地雷炸开了，车队随即混乱起来。地雷误中副车，未得成功，主车赶紧快马加鞭调头逃跑。混乱之中，总统大人也顾不得什么颜面了，趴在车中不敢露面。祖父一时性急，也顾不得许多了，随即掏出准备好的炸弹，奋力向袁世凯的主车甩去。据说那枚炸弹不偏不倚的落在主车的前面。车夫一看不好赶紧的跳车逃命，祖父盯着这一时刻的到来。当主车碾过炸弹继续向前的时候，祖父的心都凉了，仰天长叹。那是一颗未能爆的臭弹，袁世凯老命不死，逃过一劫。车队有人看到了这一切，即命令部队捉拿周士仪。《巨族》一书110页这样记载：说湖南人是蛮子，其实非也，湖南人干革命是真心实意的。如果有人想混在革命队伍里，干摘桃子的勾当，湖南人的蛮气就会统统表现出来，给他一个难堪……周士仪也是辛亥革命的中坚，反对袁世凯称帝，在京城向袁世凯投去一枚炸弹……被袁抓住投入死牢……

　　投入死牢的日子犹如人间地狱。大总统气急败坏，这么信任的人、这么抬举的人不对他感恩戴德，还恶意谋害他，气不打一处来，要他交出同党。于是，祖父被打得半死，在鬼门关徘徊。史料称：事发后周暴露，被袁世凯下令逮捕入狱，受严刑拷打，过堂达13次之多，备受荼毒，未作屈服。寥寥数句，很高大的衬托了一个革命党人的坚强与伟大。未作屈服，表示了祖父可以为了革命、为了共和甘愿捐躯这一腔热血。这段文字已经铭刻在我的心里。儿子刺袁的事情让曾祖父知道后，大惊失色、气急败坏，面对儿子的死罪，他忧心忡忡，毕竟他只有这么一个儿子。于是，她不容多想，带上家丁日夜赶往京城，凭着自己的老面子四处求人，从中斡旋。期间还登门造访袁世凯给他赔不是，请求总统特赦儿子。为这件事情，曾祖父找到了不少当时北洋政府里面的如国务总理一级的重量级人物帮忙。直到12月，周父邀集徐菊人（徐世昌）、段祺瑞等数十人保释，方获得释放回湘疗伤。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祖父是一个坚定的、名副其实的革命者。为了革命目标矢志不移。按理说他出生在官宦之家，本人在北洋政府军中已经官拜将军，完全可以享受荣华富贵而丧失斗志忘却自己的奋斗目标。但是他不。他没有忘却自己的理想目标，没有忘记革命党对他的嘱托。而是铤而走险、用命一搏。在古时候有一种人叫“死士”，为了自己的目标任务以死相搏，有壮士一去不复还的英雄气概。我的祖父就是这样的一个死士、革命志士，用血肉之躯来完成革命的事业，从肉体上消灭窃国大盗。他的英雄气概感染者每一个史学研究者，他的故事在湖南广为流传。

　　为解放向着炮火

　　共和之路艰难曲折：称帝复辟、讨袁护国，军阀割据，时局十分混乱。伤愈后的周士仪义无反顾的参加了 “驱张运动”。张是北洋军阀亲日派皖系段祺瑞的忠实走狗，他乘直系军阀吴佩孚和接近直系的冯玉祥打败湘桂联军之际，率军进驻湖南，被段祺瑞任命为湖南督军兼省长。他伙同他的三个兄弟：张敬舜、张敬禹、张敬汤，在湖南恣意施行暴政，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搜刮民财，摧残教育，钳制舆论，为非作歹，无恶不作。湖南人民极为痛恨，时谚称：“堂堂呼张，尧舜禹汤，一二三四，虎豹豺狼，张毒不除，湖南无望”。祖父是一个嫉恶如仇的人，是一个坚定的驱张分子。1917年1月，周伤愈后出任湘东游击第二支队队长，次年随游击支队编入陆军第二混成旅，任补充团团长，驻防南县、沅江。1919年10月，因反对湘督张敬尧而被捕，出狱后逃往衡阳，投入吴佩孚部任第三师少将随办营务。后赴滇军第六混成旅任第一支队少将司令，参加驱张运动。湖南的毛泽东分派代表到衡阳、郴州催促吴佩孚、谭延闿“驱张”。他们就与湘军谭延闿取得了默契：吴佩孚撤出衡阳，敞开了张敬尧的南大门，冯玉祥也撤出了部分守军，敞开张敬尧的西大门，放湘军长驱直入。1920年8月祖父的军队攻入长沙。张敬尧就不得不仓皇出逃，他的军队也不得不全部滚出湖南。张敬尧本人因“守土不力”“实属无罪可逭”，受到了“迅即来京查办”的处理，他的弟弟张敬汤则在“鄂州执行死刑”。“驱张”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

　　1923年3月，祖父任第二混成旅旅长时，因与川军有联系被告发而撤职。这段时间可能是祖父最迷茫的时候。自革命以来天天打打杀杀，袁世凯死了，那些想复辟的人都被打倒了，接下来还是永无休止的军阀混战，他感到疲惫、也深感迷茫。他的理想国家在哪里？是什么样子？真是不得而知。难道自己信奉的革命目标就是这个军阀混战的格局？答案一定是否定的。这个时候，他关注了南方的动向。那是南方的国民革命军提出的打倒军阀、打倒列强，统一国家的口号；关注了改组后的国民党的主张和不可阻挡的革命力量。于是，他想到了一个人，那就是他在武昌首义期间朝夕相处的程潜将军。北伐期间，程潜已是国民革命军北伐第六军军长。1926年3月，祖父来到广州投奔了程潜，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军部少校副官，参加北伐，经林伯渠介绍加入国民党。后历任军部中校副官、副官长、总司令部伤病官兵休养所所长、南昌卫戍区司令部伤兵管理处少将处长等职。周随程潜第六军转战南北、一路势如破竹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就从广州打到了湖南、湖北、江西等省，打得军阀屁滚尿流，无以应对。祖父从这只军队中看到了一支从未有过的革命新生力量——共产党员。在这支军队中由于加入了许多由共产党担任的连、排级干部，军事力量大为提升，攻城夺地势如破竹。这也为他日后的抉择留下了非常深刻感性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