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老人刘蔼如与华山聚义的英烈们(9)

　　这时，邓宝珊任新一军军长兼西安绥靖公署驻兰州办事处主任，华山聚义的另一位朋友续范亭担任他的参谋长。杨虎城、张学良搞兵谏逼蒋抗日；续范亭为了唤醒当局抗日救亡的良知，就在一年前也搞了一场“尸谏”。1935年 12月，续范亭以老国民党员和西北地区代表身份到南京参加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会议期间，他找许多民国要人呼吁抗战，得到的却是应付、搪塞。大会临近结束仍对抗日救国毫不提及。续范亭悲愤之极，当朋友们建议到中山陵前去“哭陵”时，他愤然说：“大丈夫流血不流泪，只有用热血才能把这些败类冲到人类行列之外。次日清晨，续范亭穿着整齐，怀揣一首绝命诗，独自来到中山陵，在总理灵堂前短剑剖腹。此事当时轰动全国，但仍未改变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续范亭自刎未死，被朋友抢救过来。

　　邓宝珊、续范亭被杨虎城接到西安。杨虎城立即请续范亭担任自己的特别代表，到其家乡山西利用他的关系联系阎锡山，以防阎锡山配合中央军此时从山西进攻陕西。

　　但当邓宝珊听说让自己去见蒋，心中十二分不愿意。蒋曾多次以高位引诱他、笼络他，达不到目的又企图捉拿他。他太了解蒋的为人了！可思前想后，考虑到国家的危难、老朋友的难处、陕军的处境，他又不得不去。他想了一会儿说：“我去就去，你总得拿出个主意!”

　　心力交瘁的杨虎城长叹一声说：“我的处境你明白。你去看着办吧，只要能保住咱陕军这点儿力量，咋样我都接受！”

　　邓宝珊果然不辱使命。1937年2月，他从西安飞往奉化，去溪口面见蒋介石。经过力争，蒋介石终于答复三点：一、张学良不能回去，东北军要调出陕西；二、杨虎城离开西安出国考察，费用由中央负担，陕军交孙蔚如暂时负责；三、中央军开进西安，对陕军进行整编。第二天邓宝珊又飞回西安，向杨虎城报告。接着又代表杨虎城去太原跟阎锡山秘密磋商。从太原回来，顾不得休息，又同孙蔚如去南京商谈陕军整编问题。在南京经过20多天激烈的唇枪舌剑，于三月中才回到西安。还没安静几天，蒋介石又命杨虎城亲自去见他。3月28日，邓宝珊又陪杨虎城、于学忠又去杭州见蒋介石。

　　经过邓宝珊几个月斡旋，十七路军终于暂时保住了，杨虎城被迫出国考察。

　　1937年5月27日，杨虎城的专机在西安数千送行者的泪雨中起飞，飞机上除了杨虎城和三名随员，还有邓宝珊和去南京的周恩来。邓宝珊一直把杨虎城送上远洋轮船才取道南京返回。蔼如先生在西安机场送走杨虎城将军后，辞去当了几个月的省党部委员，又回到家乡。

　　十四、塞上筹谋

　　1937年9月，日寇步步进逼，张家口、大同相继失陷，太原、包头危在旦夕。国民党中央军委会将邓宝珊的新一军和驻榆林的高双成八十六师编为第二十一军团，任命邓宝珊为军团长，令其进驻榆林，堵击日军西侵。早就想和日本鬼子拼杀的邓宝珊得到命令立即带领几名随从飞往榆林，同时命令所属部队从甘肃向陕北开进。但想不到蒋介石又命令将新一军分化编入其他部队。邓宝珊成了光杆司令，后被重新任命为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驻防榆林。这时，他又想到了老朋友蔼如先生。

　　蔼如先生这时已经年近六旬，听到抗日，听到老朋友的召唤，不顾长途劳顿艰险，辞去在省城的高官不做，到榆林军中为邓宝珊出谋划策。一到榆林，老人家十分高兴。与老朋友站在在万里长城第一台镇北台，遥想1917年冬季他同邓宝珊应胡景翼召唤，由北京经山西来到榆林，准备回三原“反段逐陈”的往事，今天又能一同在边关抗击日寇，不由诗兴大发，赠邓宝珊诗一首：“昔年塞上共君游，弹指光阴二十秋；此日长城共饮马，荷戈携手唱同仇。”

　　那时，日寇侵占归绥、包头之后，一天天逼近榆林北面；榆林南面是红军陈奇涵部，在绥德设有警备司令部，与高双成八十六师打了几年，西安事变后刚停火，但双方的气还没有消。榆林实际控制的只有神木、府谷、横山、榆林四个县的地盘。在这狭小贫瘠的地盘上，住着撤退下来的察哈尔、绥远两个省政府及所属机关，察哈尔蒙旗特派员公署，绥境蒙旗指导长官公署，马占山的东北挺进军，白凤翔的骑六师，白海风的蒙旗独立旅，何柱国带领的东北军残部等。贫困的榆林百姓要负担这么多机关、军队的生活，叫苦连天。

　　蔼如先生和邓宝珊探讨局势，认为对日作战不可能很快结束，面对民族矛盾国民党和共产党不可能很快弄翻。因此帮助邓确定了南与红军和而不争；东北对日调整部署，加强防御，准备随时打击日寇；对内依靠高双成八十六师团结其他部队，打击劣绅、汉奸，稳定局势，共赴国难；对上沉着应对老蒋、胡宗南的阴谋诡计，严防挑拨离间。他们商定的这套基本方针一直贯穿到抗日战争胜利。

　　按照这一方针，邓宝珊和高双成从八十六师挑选精锐，编为五个游击支队，布防在包头滩上，组成第一道防线；由白海风旅驻守萨克旗至郡王旗之间，与驻守伊克昭盟沙王府的八十六师一部，组成第二道防线；由马占山、白凤翔、何柱国、八十六师的左世允旅分段担任黄河防务。经过重新部署，不仅调动了各部抗日热情，加强了对敌防卫，稳定了北部局势，也减轻了榆林人民负担，改变了混乱局面。

　　按照这一方针，在抗战八年中，邓宝珊负责的晋陕绥边地区与延安方面一直保持着良好关系。毛泽东与邓书信频频；邓两次南下到武功、重庆参加会议，不顾蒋介石要他绕开延安的指令，来回都经延安，而且参观、学习、发表演讲，与中共高级领导亲切交流，有时在延安一住就是二十多天。延安也经常派高级干部到榆林与邓商议抗战事宜，并将中共六中全会的文件和重要情报派专人送给他。毛泽东后来在给他的信中说：“八年抗战，先生支撑北线，保护边区，为德之大，更不敢忘”。

　　按照这一方针，邓宝珊东渡黄河，亲赴河曲，与第二战区司令傅作义彻夜密谈，取得对抗战、对蒋介石、阎锡山的共识，并组织部队，配合老朋友续范亭指挥的山西新军对扫荡山西保德县城的日寇两面夹击，大获全胜。八年中，邓宝珊软硬兼施，与戴笠、胡宗南派到榆林的特务斗智斗勇、巧于周旋，使他们破坏团结局面的阴谋始终没有得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