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老人刘蔼如与华山聚义的英烈们(5)

　　七、北京政变

　　1922年4月底，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孙岳这时任直系西路军司令，协助冯玉祥攻打与奉系联合的河南督军赵倜。赵倜以优势兵力，将驻守郑州的冯玉祥部张之江旅和直军靳云鄂师重重包围。冯玉祥发电向胡景翼求援。胡景翼率陕西陆军第一师，东出潼关援助郑州。

　　当时，蔼如先生和华山聚义的战友刘守中、岳维峻、邓宝珊、史可轩等都在胡景翼军中，同在“华山聚义”的何遂，正担任孙岳的参谋长。邓宝珊任岳维峻旅第二团团长，被胡景翼任命为援助郑州前敌总指挥，率三个团乘火车迅猛东进，一下车就立即发起攻击，很快就解除了郑州之围。随后胡景翼、孙岳两位华山聚义的老朋友在郑州与冯玉祥相会。不久，冯玉祥被直系曹锟任命为陆军检阅使，驻防北京南苑。孙岳兼任大名镇守使，下辖河北42县。胡景翼被任命为京汉铁路护路使，所部驻扎在顺德至安阳之间的京汉铁路沿线。冯、胡、孙三支部队从北京到河南连为一片，为随后他们合作发起的北京政变创造了有利条件。

　　由于第一次直奉战争的胜利而掌控了北京政权的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买官鬻爵，镇压工农，压制舆论，弄得天怒人怨。曹锟为贿选筹款，仅对孙岳的辖区就摊派32万元，弄得孙岳叫苦不迭。对于冯玉祥、胡景翼的部队，因非嫡系，他们则一面利用，一面伺机消灭，所以常常克扣部队军饷，弄得官兵有时几个月无饷可领，甚至连军粮也无以为继。曹锟的爪牙对冯玉祥更是仗势欺辱，百般刁难，惹得冯玉祥万分痛恨，又莫可奈何。

　　1924年1月，孙中山正式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并明确地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革命目标，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这个消息在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的部队中，引起巨大震动。孙中山也先后多次派人到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的部队中秘密活动。面对政治形势的重大变化，胡景翼常常找华山聚义的老同志交换意见。对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大政策等革命主张大家不约而同表示赞同。对曹锟、吴佩孚的一系列丑恶行径，都感到深恶痛绝。大家纷纷劝胡景翼伺机易帜，重新回到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大旗下来。

　　这年秋天，败退出关的张作霖，在日本支持下加紧扩军备战，时刻准备重回关内。其前锋经常在山海关演习佯攻，曹锟急调吴佩孚入京，讨伐张作霖。吴佩孚进京后命令兵分三路：第一路彭寿钎，直发山海关；第二路王怀庆，兵出喜峰口；第三路冯玉祥，抢占古北口。此外命令胡景翼部移驻通州。孙岳部卫戍北京。第二次直奉战争随时可能打响。

　　这时，冯、胡、孙都打算趁机发动兵变，赶走曹锟、吴佩孚，迎接孙中山北上。但三人都对其他两人怀有疑虑。这时蔼如先生在胡景翼部任高级参议，他同胡景翼、邓宝珊等商议，让邓宝珊先到北京找孙岳，因为他们既是华山聚义朋友，也是两连襟。沟通了孙、胡二人的心思后又找冯玉祥，促成了他们三人在陶然亭盟誓，约定伺机共同发动政变。孙岳这时还向邓宝珊介绍了共产党领导李大钊和共产党的情况。

　　不久，冯玉祥部奉吴佩孚之命向古北口开进，暗中却与张作霖信使来往，确定共同反曹。胡景翼部除留李虎臣驻守通州外，也开往喜峰口协助王怀庆。吴佩孚见冯、胡先后离开北京，去了心腹隐患，而山海关前线又连连告急，便率领本部人马东进驰援。而冯、胡、孙正等待着这个机会。

　　冯玉祥在回忆录中这样说：“我从滦平进驻到古北口，即秘密发信给胡立生派代表前来会商班师日期。等了数日，邓宝珊奉派前来，我便召集各处的代表在一帐篷中举行会议。张之江、李鸣钟、刘骥、鹿钟麟、宋哲元等位亦均由各处前来参加会议。结果规定队伍总称为国民军，因为我们这次革命，是拥护孙中山先生主义，并欢迎孙中山先生北上，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党叫国民党，所以我们的队伍也就取名国民军。”

　　10月22日半夜，孙岳秘密下令开放安定门，冯玉祥部鹿钟麟旅悄悄进入北京。次日凌晨，孙岳出面解除了中南海曹锟卫队的武装，由鹿钟麟将曹锟囚禁在延庆楼并强迫交出大总统印玺。震惊中外的“北京政变”未发一枪一弹即告胜利。10月24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及其主要将领鹿钟麟、宋哲元、岳维峻、邓宝珊、何遂、徐永昌等，在冯玉祥司令部开会。会议发出了邀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国事的联名通电，确定了国民军的编制：冯玉祥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景翼任副总司令兼第二军军长，孙岳任副总司令兼第三军军长。宣布废除贿选政府的反动政策，撤消了对李大钊的通缉令。

　　北京政变，打垮了吴佩孚，迫使曹锟下台，把溥仪赶出了皇宫，为中国旧民主革命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八、寻找新路

　　但是，“北京政变”后，局势变化之快，远远超出其发动者所预料。先是张作霖违背当初的承诺，率师进关，直逼京、津，并公然拥戴段祺瑞。随后段琪瑞东山再起，入主北京政权；而冯玉祥此时却到京西天台山隐居，对抱病北上的孙中山避而不见。

　　这年底，胡景翼被委任为河南督办，国民军第二军全部开往河南。几乎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北方区执行委员会，由刚刚从苏联回国的李大钊负责。同时，国民党在北方的最高领导机关--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工作，也由李大钊主持。根据"北京政变"后的政治形势，中共北方区委制定了联合国民军、打倒段琪瑞和张作霖的正确策略。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陈毅等许多负责同志，都通过各种途径来做国民军将领的工作。由于邓宝珊在北京事变之后升任师长，这位刚三十出头的老同盟会员成为国民军中有影响的少壮派将领，这就引起了李大钊的注意。一天，他化装为一名出诊行医的大夫，在一位朋友的陪同下，冒着隆冬的风雪，到邓宝珊在北京寓所访问。邓宝珊早就读过李大钊的文章，且经过孙岳介绍，对其人其文都非常仰慕。相见之下格外激动。他们促膝密谈了三个多小时，从孙中山谈到列宁，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谈到共产党，从俄国十月革命谈到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谈话不仅使邓宝珊知道了许多前所未闻的新鲜事物，也使他对许多长期思考不透的问题终于有了答案。他们还商定由李大钊派出一批干部帮助国民二军训练军官，做士兵的思想政治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