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老人刘蔼如与华山聚义的英烈们(10)

　　蔼如先生在榆林三年，为邓宝珊出谋划策。两位华山聚义的老朋友相处的像一家人。1941年初，62岁的先生身体不适，耐不得榆林的严寒，邓宝珊才把他送回故里。但不久，先生又把自己刚从陆军大学参谋班毕业的大儿子刘建送到榆林军中，让儿子代替自己抗击日寇。

　　十五、重归田园

　　回到家乡不久，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先生给蔼如先生来信。他和蔼如先生是护法、护国战争时的战友、朋友。于右任以先生德高望重，在讨袁护法、护国战争中为胡景翼、邓宝珊运筹帷幄，功勋显著，推荐先生为陕西省政府委员。不久，国民政府的委任状也专程送来。在朋友们的劝说下， 1943年蔼如先生再次离开故乡，到西安履职。

　　先生历来以为在其位就要谋其政，为百姓做事，不可尸位素餐。上任后他深入各地，调查研究，围绕陕西的教育、救灾、禁毒、兴修水利、发展经济提出了许多好建议，在每次省政府会议都围绕国计民生的议题据理力争。开始还可以，但1944年蒋介石委派其亲信祝绍周担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后，形势慢慢变了。

　　祝绍周是1927年“4.12”屠杀共产党人，破坏国共合作的具体执行者；西安事变时，祝绍周曾指挥中央军率先占领潼关，并请派飞机控制西安领空，不断骚扰。西安事变后，又曾参与谋划囚禁、审判张学良。他担任省政府主席后，对蔼如先生和及其主张的意见表面表示尊重，实则大权独揽，一意孤行，弄得先生很生气。“道不同，不相为谋”，到1946年，蔼如先生感到在其位而不能对社会有所贡献，志不得伸，深感内疚，加之抗战胜利后国共矛盾突出，内战势在必然，遂有退意。

　　恰好这年2月，老朋友邓宝珊作为国民党六届中央执委出席在重庆举行的二中全会。会后，带着自己的幕僚、先生的长子刘建途经西安。老友相聚，都对局势感到担忧。邓宝珊向先生问计。先生说；“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三十六计，走为上。”随后，邓宝珊听从先生的劝告回到三原家中，托词“养病”，表示不愿再去榆林，以免卷入内战漩涡。蔼如先生也辞掉省政府委员，重归故里。

　　长期目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官场黑暗腐败，人民生活日益困苦，先生认为国民党反动派的灭亡是迟早的事。他把中国的希望寄托与中国共产党。在家乡他和共产党地下组织常有来往。共产党员冯登先、杨耀先被国民党反动派抓获，分别关押在富平监狱和西安劳改营。当地党组织找到先生，先生立即利用他的名望和关系尽力营救，使其脱险。

　　先生回乡不久，陕西战云密布。1947年3月4日胡宗南被任命为西安绥靖公署主任；七天后，胡宗南在洛川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以两个兵团，采取钳型攻势，企图一举歼灭陕北解放军，占领延安以及整个陕甘宁边区；两天后又指挥15个旅、14万人进犯延安。

　　先生在乡下日夜为国家命运担忧、为老朋友担忧。这时，华山聚义的老朋友只剩下邓宝珊、续范亭和他三人。续范亭西安事变后以杨虎城代表身份回到山西，三七年全面抗战后在太原任第二战区总动员委员会主任委员。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在共产党帮助下组织部队抗日，编制为山西新军。1939年阎锡山悍然挑起“晋西事件”，开会决定派重兵围攻后方空虚的八路军贺龙部彭绍辉旅。参加会议的续范亭借故溜出会场只身飞马向彭部报信，并率领自己的部队抵挡顽军进攻，保卫了晋西北根据地，使阎锡山的阴谋落空。晋西事变后，续范亭任总指挥的山西新军完全由共产党领导，他本人又兼任八路军晋绥军区副司令员。蔼如先生为这位老友弃暗投明而高兴。后来又得到消息，老长官胡景翼的老六弟、陕北保安副总指挥胡景铎在横山率部五千人起义，投向光明，成为彭德怀第一野战军主力。

　　然而，与他关系最深的亲如兄弟的邓宝珊迫于胡宗南再三催促，又回到榆林。听时任邓宝珊参谋室主任的儿子刘建来信说彭德怀还两次派人攻打榆林，邓宝珊仓促应战，两次都保住了榆林。虽然受到蒋介石的嘉奖，但邓宝珊很生气，不明白共产党为什么要打他。老人生气的说：“他不听劝，何必又跳进是非窝！”

　　儿子信中还说提到续范亭叔叔从绥德写信给邓，劝邓尽快弃暗投明。续范亭在信的最后严厉地说：“话也不必多讲，你都比我清楚得多，再不能对蒋介石有一点幻想了。如果再为他效力，不是罪恶也是愚人。”续范亭的信中还附有两首讽劝诗。其一：“立场不定求真理，差之毫厘谬千里。羞为权门称大将，原来穷汉是知己。”其二：“厨师不用夸，先看炒腰花。将军不用夸，先看为谁打。”

　　蔼如先生看完信，坐立不安，思考良久，写信要求儿子向邓宝珊转达他的意见：“听续范亭的话没错！”

　　也许是命运还为邓宝珊安排有更重要的使命、也许邓宝珊还有打算，他当时没有听从续范亭和蔼如先生的劝告立即起义。

　　1948年4月，国民政府召开“国大”。邓宝珊在南京目睹“选举”中的种种丑剧，心灰意冷。当于右任征求邓对自己竞选副总统一事的意见时，他说：“以现在的情况，于先生的上策是到香港卖字，中策是继续当监察院长，下策是出马竞选。”从南京回来，他又按照蔼如先生的劝告回到三原家中“养病”。这年8月，“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派人到三原，邀请邓以“副总司令”的名义到包头坐镇，帮他稳定绥远局面。8月25日他到北京就职后到了包头。三个多月后，傅作义在与解放军的较量中连连失败，主力损失殆尽，又把邓宝珊召回北京作为自己的代表与中共谈判。在北京，他同北京地下党领导崔月犁交谈时，崔曾问他：“你榆林的部队怎么办？”邓说：“北平和平解放后，榆林问题就迎刃而解”。

　　邓宝珊在傅作义与林彪、罗荣桓之间斡旋，最终促使北平和平解放，被誉为“北平和谈的一把钥匙”。然而国民党中央当即宣布开除他的党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