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祖父杨德麟、叔祖父杨毓麟兄弟(4)

　　叔祖父在日本留学时学会了炸药的制造方法，成功地试制了炸弹。他由于“专主暗杀，研究爆炸物十余种，尝就横滨梁某学制炸药，因拂案误触药屑失慎，一眼失明。党人能制炸弹，自守仁始。”【8】1903年4月，俄兵拒绝从我国东北撤军，引起国人愤慨，留日学生集会于东京，召开拒俄大会，会后，决定成立拒俄义勇队，叔祖父积极参加。5月，义勇队改名“学生军”，他在学生军本部办事，由于清朝驻日公使的干涉，为该组织旋改名国民教育会。该会广泛开展宣传教育，练习射击，学制炸药，派遣“运动员”回国策划起义，组织暗杀等。他与陈天华被推在本部任事，负责组织留日学生回国活动，自认为是“运动员”，愿负责在江南一带策划武装起义，又与黄兴、周来苏、苏鹏组织暗杀团，叔祖父任北方暗杀团团长，他提出以刺杀清朝顽固派最高首领西太后为第一目标。他们分头从日本回到天津。租了一间房屋，采购药料、铁弹、电线、电器等物品，然后再分头赴北京。其时，陈独秀、蔡元培等均加入暗杀团。加入暗杀团的手续是很严格的。先在密封的屋中设立黄帝牌位，写好“驱逐鞑虏，复兴中华”等誓言，每人各拿誓言纸一张，签好名，然后杀一母鸡，将鸡血洒在纸上，跪下来立誓，再将和有鸡血的酒一饮而尽。宣誓后的誓言书，由叔祖父收藏保管。这样才完成入会手续。

　　不久，叔祖父与周来苏、苏鹏携炸药回到北京，谋炸慈禧及光绪帝，因当时军警检查非常严密，要将炸药、炸弹运入北京非常困难。叔祖父决定在北京就地制造。正好北京有人请叔祖父任教授，于是他在授课之余，常于深夜制造炸弹。炸弹制成后，暗杀团的几位成员都请战要求担任爆炸员。为了他人安全，叔祖父自告奋勇担任第一爆炸手，他想埋伏在紫禁城与颐和园之间，乘西太后的车队路过时进行袭击。然道中车马彻夜不绝，竟然找不到任何空隙。后来才知道西太后在颐和园内避暑，久留不出。他想以赴京学者身份入颐和园，但因门卫禁严，仍不得入。叔祖父等在京居留数月，活动经费用光，不得不愤愤返回日本东京。同年秋，他应邀回长沙参与创立华兴会。

　　叔祖父是华兴会的重要的理论家和宣传家。他说：“今后吾辈之所研究者，在存中国，在存湖南以存中国。苟有不必排满而得存湖南者，吾辈不必排满可也；苟其不出于排满，而必不得存湖南者，吾辈又奚为隐忍苟活坐视其亡也？”他的言论，对坚定华兴会成员反清革命信念起了重要作用。是年春，黄兴、刘揆一在湘潭和哥老会首领马福益会晤，共同商订了长沙起义的计划。他们决定在11月16日趁西太后生日全省文武官员在皇殿行礼时，预置炸弹，宣布起义，会攻长沙。起义计划决定后，华兴会成员便加紧筹款以购买枪支弹药；为了筹措军费，叔祖父卖掉了家产，找亲朋好友借贷；为了解决武器问题，他又开始自制炸药、炸弹。长沙明德学堂便成为制造炸弹的秘密处所。后长沙起义事泄失败，黄兴脱险至上海，与叔祖父组织爱国协会，以谋再举，由他任会长。后因万福华刺杀王之春案牵连，黄兴被捕入狱。为了避免搜捕，叔祖父由杨毓麟改名杨守仁，与宋教仁等一道逃亡日本。

　　1905年夏，清廷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叔祖父侦得此消息即到保定对与吴樾说：“清廷伪为预备立宪，遣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以愚吾民，恐中国永无再见天日之会也。”吴樾提出谋炸五大臣的主张得到他的首肯，但考虑到自己制造的炸弹无电动装置，实施者极可能遇难，因次，不忍心让吴樾去完成此事，而毅然力争担任炸手。吴樾起而制止曰：“樾生平既自为中华革命男子，决不干心拜服异种非馿非马之立宪国民也，故宁牺牲一己肉体，以剪除此考求宪政之五大臣。”并建议叔祖父设法打入戴泽幕僚中，以便里应外合。于是他设法谋得五大臣随员身份。吴樾化装登车行事。由于机车挂钩时车厢震动引起所揣炸弹自行爆炸，吴樾当场牺牲。叔祖父机智地躲过搜捕，仍随五大臣赴日。到日本后，他正式加入同盟会，接受黄兴、宋教仁的意见，辞退随员职务回上海设立同盟会江海交通机关。

　　次年叔祖父与陈家鼎、宁调元等先后创办了《洞庭波》、《汉帜》等刊。1907年春，又与于右任等在沪组织《神州日报》，该报创刊初期由于右任任总经理，叔祖父任总主笔。此报是革命党在国内出版的大型日报，极力鼓吹革命，鞭挞政府专制，痛陈种族灭亡之惨痛。1907年5月8日黎明，创刊才37天的《神州日报》由邻居起火而突然遭到了一场火灾。起火时，《神州日报》的印刷工人正在工作，编辑部的人员刚刚休息，闻讯仓皇逃出，无一伤亡。而叔祖父正伏案疾书，烈焰封门，他只好沿窗外电杆而下，但所有主笔房、排字房、机器房及其中的访稿、存稿、藏书、藏报、藏纸、印机、铅字、铜模等均付一炬。遇火的当天，《神州日报》被迫停刊，但只中断了一天，就又恢复出版。他们当中的有些人终于不胜繁剧，宣告退却，于右任就是其中的一个。至此，《神州日报》历史上持续3个月共80天的于右任时期，即告结束。他走后，在叔祖父等人主持下继续出版，进入了它的第二个时期。在叔祖父任总主笔的一年多内，一直“风风雨雨，夜以继日，四处奔波，可谓至苦”【9】。他先后发表10多万字的文章；他欲天下哭则哭，欲天下歌则歌的文笔深深打动了读者，“成为《神州日报》最努力的一个人”【9】。

　　1908年春，清廷派蒯光典为留欧学生监督，聘叔祖父为秘书，随行至英国伦敦。次年冬，蒯光典因故罢归，他辞去秘书职务考入苏格兰爱伯丁大学，专习英文。

　　1909秋天，孙中山流亡伦敦，叔祖父与中山先生见面，并向他建议设立欧洲通讯处，孙表示赞成。这一时期叔祖父担任同盟会驻英国的联络员，对国内革命党进行宣传并给予物质上支持。他还以欧洲特派员的名义为于右任主持的《民立报》撰写稿件。

　　1911年夏，叔祖父于英国苏格兰爱伯丁大学闻知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革命党人牺牲惨重，死者皆知友，且皆为国家之精华，他深感汉族权贵之无知，受制胡酋不感亡国之痛，反自杀贤豪，以媚异族。于是忧伤过度，夜不能寐，时哭时歌。“精神痛苦，如火中烧”。未几又闻列强有实行瓜分中国之说，他更神气忧丧，头面浮肿，旧疾复发，痛苦万分不能自持，其原因乃“好作繁思，感触时事，脑病时发”，正在此时，他发现同在爱伯丁大学留学的章士钊与保皇党有来往，因而与章士钊发生冲突，关系破裂，精神再度受到刺激，“又苦于远隔重阳，未能回国而割汉奸之首”【2】。于是，将留英数年所积一百三十英镑并写书两封寄至伦敦交石英、吴稚辉转黄兴，其中一百英镑作运动革命之资，余30英镑托转寄其老母，以报答其养育之恩。并嘱其弟勿告其死信，免老母哀伤。于己于1911年8月5日赴利物浦海口大西洋岸边蹈海自沉，时年39岁矣，呜乎！

　　不久，尸浮海面，渔人捞起，报告巡警。次日，旅居利物浦华侨开会追悼，“凡其知交，多远来送葬，唯其同居于爱伯丁埠之章士钊、吴弱男夫妇独不至”【2】。会后厚葬于利物浦公墓。其墓碑上刻着“中国蹈海烈士杨先生守仁墓”，至今该墓碑仍屹立在利物浦公共坟园中，每逢中、英传统节日，其墓碑前总摆满了鲜花，前来奠祭的人除华人外，还有很多西方友人。

　　噩耗传至国内，举国震悼。黄兴闻讯，“感情所触，几欲自裁”【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