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女儿孙婉的悲喜人生(2)

　　1927年，戴恩赛被任命为“广东治河督办”。1929年2月，戴恩赛被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任命为国民政府驻巴西公使，孙婉准备随丈夫一道赴巴西就任。6月1日，孙婉在动身赴巴西前还办理了两件重要事情：一是受邀参加了中国国民党举行的奉安大典，葬父亲孙中山于南京中山陵。二是在临行前，孙婉为解决儿女抚养权问题与王伯秋相约见面。此事有两种说法，一说孙婉与王伯秋约定在上海先施公司屋顶花园见面，但未见到自己的儿女。⑧另据司徒倩回忆，孙婉在宋蔼龄的安排和陪同下约王伯秋的弟弟来见面，她当时只想见到她亲生的一双儿女再去巴西，这也是戴恩赛的主意，当时他也在场。但事与愿违，女儿没有见到，身心遭受了很大的打击。11月，孙婉把戴成功、戴永丰托付给在澳门定居的母亲卢慕贞抚养，随丈夫到巴西赴任。

　　1933年，戴恩赛结束了公使使命和孙婉一起返回祖国。1936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任命戴恩赛为财政部厦门海关监督；次年又被任命为粤海关监督。他还担任过翠亨村中山纪念中学代理校长等职务⑨。日军入侵广东后，戴恩赛在海关的工作被停止，八年抗战期间没有任何收入，中央政府全无接济，也无退休金。为了维持生活，孙婉与丈夫整日辛劳，精力耗尽，身体日渐孱弱。据医师报告：两人均需静养一年，方有希望恢复。为了恢复身体，戴恩赛曾给蒋介石和孙科去函，希望他们能拨点款资助他赴国外疗养身体。但信函从发出后从未得到回复⑩。不可思议的是，作为国父儿女及国家公职人员，抗战期间，政府不给戴恩赛发工资。当时，孙科虽然在朝做官，但他在抗战最困难的时期也从不为妹妹争取福利，对妹夫的去信也置之不理。由于戴恩赛没有工资收入，全家人的生活很困难。日本驻澳门领事曾给卢慕贞送来一袋大米，卢慕贞不肯收又让人送了回去。

　　三、儿子戴永丰和丈夫相继病逝

　　1949年10月，广州解放前夕，孙婉随丈夫戴恩赛携女儿戴成功移居澳门。儿子戴永丰不愿意回澳门，执意要留在广州岭南大学工作，想为获得新生的祖国效力。父母尊重戴永丰的选择。1952年6月，戴永丰在岭南大学宿舍突然发病去世。因为平时他身体一直很好，家人对他的突然病逝感到很蹊跷。当时社会上也有传言，说国民政府驻巴西公使戴恩赛的儿子戴永丰是在“三反五反”运动中遭迫害致死的。戴永丰死后被葬在岭南大学校园内的西洋坟场（今广州中山大学校园）。当儿子病逝的消息传到澳门时，戴恩赛在精神上遭受了沉重打击，他只能和女儿抱头痛哭，不敢对孙婉讲，直到孙婉离世时还以为儿子在国内大学教书。戴恩赛无法接受这一残酷的现实，从此一病不起。1955年1月16日，他撇下爱妻孙婉和女儿戴成功在澳门美副将大马路戴公馆宅中病逝。

　　从此，孙婉母女俩相依为命，晚年生活十分艰难。由于全家生活已入窘境，戴成功变买了父亲留下的戴公馆房产，一家人搬到澳门士多纽拜斯大马路51号两层小住宅居住。1964年，她们还在澳门清平直街开了一家古董店，起名为“成记古董店”，并请人代理，处理了父亲留下的一批古董。这样她们手里有了一点钱，勉强可以维持一段时间。戴成功还写信给廖承志舅父（她与廖公是远房亲戚）和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希望国家给予一点补贴。后来，新华社澳门分社出资接济了孙婉和家人11。

　　1968年，蒋介石派人专程到澳门，邀请孙婉移居台湾安度晚年，孙婉推说自己年老体病，移居困难，婉言谢绝了邀请，并复函表达了谢意。蒋介石对此无可奈何，最后只好改为就地“赠金建屋”。但所谓“赠金建屋”，其实只不过是一纸空文。

　　四、在香港认司徒倩为干女儿

　　司徒倩，1926年9月22日出生于广东开平赤坎一个比较富裕的华侨家庭。1963年初春，司徒倩的丈夫庞锡垣突然在香港尖沙咀遇到了分手已十多年，曾同在澳门粤华学校就读的同班同学戴成功，两人简要诉说了从澳门分别后的情形。当庞锡垣听说戴家发生的巨大变化后感到非常震惊。

　　庞锡垣澳门粤华中学读书时和戴永丰关系很好，戴永丰喜欢养狗，他常去找戴永丰逗狗玩。他还从戴成功口中得知，戴成功最近陪伴母亲住在香港尖沙咀格兰酒店。司徒倩曾听丈夫庞锡垣谈到孙戴两家的情况，知道孙婉是孙中山的女儿。几天后，司徒倩和丈夫庞锡垣怀着紧张、兴奋的心情来到格兰酒店看望孙婉。孙婉询问了他们夫妇的英文名，接着她直接用英文称庞锡垣KAM，称司徒倩SANNY，还请司徒倩全家人来格兰酒店吃西餐，给司徒倩的一双儿女庞爱迪和庞海伦购买了礼物。孙婉母女也受邀去司徒倩家中小住。因为，孙婉常住在酒店也多有不便，她习惯每天冲凉一次，由于戴成功患有糖尿病，双足乏力，无法协助母亲入浴，在澳门家里则有佣人代替。于是，身体健康又善于烹饪和调理生活的司徒倩，不仅为孙婉母女做适合她们口味的饭菜（孙婉母女都戴着假牙），还经常到酒店协助戴成功给孙婉冲凉和洗澡。不久，孙婉被司徒倩的真情所感动。1963年冬天，孙婉正式接纳司徒倩为自己的干女儿。那年，孙婉67岁，司徒倩38岁。为了纪念这个特殊的日子，司徒倩全家人和孙婉、戴成功一起合影留念，这张全家福照片一直被司徒倩珍藏在家中。1968年，司徒倩在香港天后庙道云峰大厦购置了一套住房，房间宽大舒适，司徒倩经常陪伴孙婉外出游览名胜，去避风塘吃海鲜。

　　五、与离别近半个世纪的女儿王纕蕙相认

　　1968年，由于在澳门家中地库发现了白蚁，司徒倩和谊母孙婉一家暂时搬到香港云峰大厦居住。1969年，司徒倩突然接到从台湾寄来的信件，这封信是孙婉与前夫王伯秋在美国所生女儿王纕蕙托台湾政要梁寒操寄给孙婉，联系与母亲见面的。这一消息是司徒倩与谊姐戴成功在第一时间知道的。当时，戴成功内心不太愿意让同母异父的姐姐和母亲相认，万一让外界知道，对自己和父亲，以及母亲本人情何以堪！为此，戴成功的心里充满了矛盾，情绪极为不安。司徒倩则在一旁劝解戴成功：“这件事不能隐瞒母亲，她为了一双儿女盼望了几十年，千山万水，好不容易才找到妈妈，如果是您的遭遇，那您又如何呢?”戴成功无言以对，但也不肯亲自回函，一切交由司徒倩代笔并与梁寒操取得联系，同时，也由司徒倩给王纕蕙回信。直到冬天，司徒倩终于接到了王纕蕙决定来香港的消息。于是，司徒倩驾车和谊姐戴成功一起前往香港西湾货舱码头，迎接专程从台湾来港与母亲相认的王纕蕙。重庆轮靠岸后，双方都拿着照片辨认，终于接到了王纕蕙。

　　司徒倩回忆当时她们母女见面时情景印象非常深刻。母女见面的那一刻即抱头痛哭，戴成功深知母亲情绪不能激动，则站在旁边陪伴着妈妈，抱着她。王纕蕙与母亲见面后，每夜两人共枕同眠，互诉分离后的孤独与凄凉。王纕蕙陪母亲在港住了一段时间后，很想去澳门看看母亲的居所，但戴成功出于多方考虑，不想让王氏儿女去澳门拜访，并始终对王家姐弟存有戒心。有一天晚上，王纕蕙约戴成功第二天去剪发，一大早便去喊戴成功起床，怎知戴成功很不开心，还发了脾气，一时搞得王纕蕙不知所措去向司徒倩哭诉，司徒倩只好安慰她，解释说成功可能不太习惯。一个月很快就过去了，离别时再次出现了那令人肝肠欲断的一幕。王纕蕙在香港司徒倩家中（香港天后庙道158号D219楼）住了一个月，与母亲孙婉告别返回台湾。走时也是司徒倩和戴成功一起送王纕蕙去码头乘的船。王纕蕙回到台湾后将自己在香港和母亲见面的情形和母亲思念儿子的事写信告诉了王弘之。但由于种种原因，王弘之始终未见到自己日夜思念的母亲，由此造成了他终生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