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山西革命党人在辛亥前后战斗的往事(8)

    　1、二次革命和华山聚义中的革命党人

    　袁世凯背叛民主共和的窃国行径，革命党人早有警觉，宋教仁组建国民党，依靠国会和《临时约法》与之斗争。  1912年春，井勿幕、陈树藩等就与山西同志王用宾、李鸣凤、张士秀等密商：“谓袁不可靠，终有二次革命之举，山陕阎张两督，为保持地位计，恐将附袁。应以李鸣凤旅驻运城，陈伯生旅驻同州，紧相联系，为监视山陕两省行动之主力，兵员不难充足，最难者枪械耳。”【32】他们决定：利用“潞盐”筹措购买枪械的巨额经费。当时“河东盐务，袁政府尚未顾及，仍由观察使张士秀管制，此盐引岸为山、陕、豫各半省。军兴后运销失常，陕岸概为土盐侵占，产运两商俱请求恢复，于是以报酬援晋及恢复引岸之名义，不收任何税款，赠送井、陈部潞盐2000名(每名三万余斤)，俾以政治力量推销原岸，销盐所得之价，概汇上海，购买械弹，分给陈、李两旅，以厚实力。”【32】准备开展武装斗争。

    　阎锡山得知此事乃急“设筹饷局于运城，派南桂馨为局长，名为筹饷，实则谋破坏山、陕同志联防之局面也”。【32】1913年1月，阎、袁勾结，以“河东独立”罪名，派河南毅军逮捕李岐山、张士秀，押送北京。原定分给陈、李两旅的那批械弹，已于民国元年底购运到货，只因河东张李案发，遂全为陈树藩部所得。“后陈树藩凭此驱陆建章，陈部胡景翼、岳维峻又组织靖国军驱陈，及胡、岳出驻平汉路上，与冯玉祥，孙岳组织国民军倒曹辊，亦皆得此批械弹之力不少。”【32】    1913年3月20日，袁世凯派凶手武士英刺杀宋教仁于上海车站，孙中山、黄兴揭起反袁旗帜，发动了“二次革命”。七月，李烈钧江西起兵讨袁，南京、广东党人起义，各地党人纷纷南下。但因计划不周，仓促起事，很快便失败。孙、黄和大批革命党人被迫流亡海外。

   　 当时为了揭露“宋案”真相，景梅九曾在《国风日报》上刊登了一幅佚名挽联：“前年杀吴禄祯，去年杀张振武，今年杀宋教仁；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赵秉钧，我说是袁世凯。”袁世凯闻之大怒，即令逮捕了《国风日报》编辑郭究竟、经理裴子清。景梅九愤然致书官庭曰：“此报经理编辑主任，全由鄙人负责，不能推诿于别人。如谓议员不能逮捕，即辞议员职以俟。鄙人之举纯为服从良心之命令，不然岂肯代人受过，自蹈危机。”【38】袁世凯无奈只得释放裴、郭。景梅九为救同志于龙潭虎穴，置个人生死于不顾，博得国人赞誉，却招来袁世凯更大的忌恨，袁竟于1914年解散国会，密谋缉捕景梅九，景遂离京到达太原。此时阎锡山已倒向袁世凯，景梅九只好又潜避于陕西三原清凉寺，奔波于西安、三原、富平、白水各地，与王祥生、李歧山、邓宝珊、续范亭等会盟于白水曹俊夫家，组织西北护国军，与孙中山，蔡锷、李烈钧、唐继尧等南北呼应，共谋讨袁。二次革命之后，曹世英、王幹丞等在日本加入中华革命党，即回陕组织渭北讨袁军；邹子良、马开臣等也发动倒袁运动，失败后被陕督张凤翙杀害。井勿幕亲约刘允臣同赴汉口与曹印侯共谋讨袁，因曹被捕入狱，计划未能实现。【39】当时袁世凯的窃国嘴脸尚未充分暴露，“人心不起，时未可也，吾辈静以待之耳”【40】。井勿幕也暂避日本，旋即返回陕北。

    　1914年5月1日，袁世凯宣布废除《临时约法》，山西党人续西峰，以反袁被山西督军阎锡山通缉捕拿。续西峰渡河亡命陕北，当时山西党人出亡者数百人，多数避居陕西，其一是秦晋为近邻，往来快捷方便；其二是多年联合革命，有众多可信赖的朋友。续西峰从家里仓促逃出后，身无分文，沿路乞食，抵达河曲。在河曲不敢久留，便由朋友赵某送他渡过黄河，借用“赵掌柜”的名义，在府谷乡村串游。井岳秀时因处理陕北烟教案而北上榆林暂驻。续的行踪被井岳秀知晓，井岳秀即派亲信到府谷寻找“赵掌柜”，将续西峰接到榆林。【41】这时井勿幕、胡景翼等也隐居榆林，大家庆幸在此地相聚，相互交谈革命局势。胡景翼提议：同登华山，以便联络晋、豫同志，共谋大事；更可回避开陆建章的耳目。井岳秀便派人护送井勿幕、胡景翼、续西峰等结伴南下，先到陕西蒲城井家暂避，又与续范亭、胡德夫、史可轩等人相会，相偕转到华山，联络各路英豪，共商讨袁逐陆大计。【41】

    　1914年夏秋之季，聚集在陕西的革命党人，激于大义，相互结纳来到华山脚下的杨家花园，以听关中名儒郭希仁讲学为名，组成“共学园”，密谋举帜反袁，决定在西北各省发动武装起义，史称“华山聚义”。先后参加“华山聚义”的主要成员有：陕西郭希仁、井勿幕、胡景翼、张义安、董振武、刘守中、史宗法、刘蔼如、岳维峻，山西续桐溪、李岐山、续范亭、胡德夫、弓富魁，福建何遂，河北孙岳，甘肃邓宝珊等。他们在华山玉泉院结盟，分赴各地，等待时机，密谋讨袁。后来陆建章下令缉捕郭希仁，郭希仁、刘蔼如等离开华山，潜入山西，避居于好友山西赵城张瑞矶之处，共商讨袁大计。【41】“华山聚义”虽然并没有形成一个政治军事组织实体，也没有提出明确的思想政治纲领。但却在革命低潮之时，鼓舞了士气，统一了思想，巩固了友谊，为其后的护国、护法和国民军革命保护并培养了一批骨干，奠定了秦晋两省革命党人继续联合革命的政治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