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期人们的政治心态及成因试析(6)
辛亥革命网 2011-03-19 00:00 来源： 作者：卢开宇，朱庆武 查看：
其次，“如果生产力的发展在社会经济结构中引起了某种本质上的变化，因而在各个社会阶段的相互关系方面也引起了某种本质上的变化，那么，那些阶级的心理也会发生变化，同时‘时代精神’和‘民族性’也就跟着变化。”)而当时的中国却是半封建社会，虽然已有不少的资本主义因素，但封建主义仍是主体，试想如此生产力水平，如此经济基础，如何能生产出大工业文明的民主政治心理并上升为政治理论来指导实践。显然，当时民主政治心理与理论的本土化生产已不可能，只有向西方学习和借鉴。但是，“求变”政治心态作用下发生的辛亥革命建立的仿西方上层建筑在寻找自己应植根的经济基础时，遇见的却是不可能仅靠上层建筑的急剧变化在短期内就能发生根本变化的旧有的经济基础。这种经济基础滋生的狭隘的经济利益决定的政治心态必然也是狭隘的。这使得任何巩固民主政治的激列行动在这时都成为了不相宜之举。如在“二次革命”中，广州独立后，港粤商人便群起反对，以商会或个人名义上书袁世凯“赣乱发生，粤复独立，非诛孙黄无以安天下。而南京商会竟表示“愿付巨款”以求讨袁军让城别走，连本阶级都不支持代表他们根本利益的革命派的斗争。
再次，“无论这个国家如何仿效现代的政治和行政管理，如果执行这些制度并使之付诸实施的那些个人，没有从心理、思想和行为方式上实现由传统人到现代人的转变，…一郡么这个国家的现代化只是图有虚名。”只有在心理层面上得到人们的情感认同、心理认知，上层建筑的地位才是巩固的，这需要舆论来作先导和准备，领导者的领导素质在这里尤为重要。但是“革命派在辛亥革命以前尽管作了许多政治鼓动，并且作了一些启蒙工作，但是因为内容过于简单，同时也没有在理论上作详细的说明，以致未能攻破封建主义的思想堡垒，他们在理论方面不但缺乏创造性的活动，而且对于西方17、18世纪启蒙学者的著作和19世纪中叶的主要思想著作也都没有系统的介绍。”这都是因为“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本身的认识同一般人几乎没有什么区别。”结果，“我们中国多数国民口里呈然不反对共和，脑子里实在装满了帝制时代的旧思想。欧美社会国家的文明制度，连影儿也没有”。自然“求安”妥协，也就有了肥沃的土壤。
“求安”政治心态的产生导致了临时政府的夭折，而临时政府的夭折并不是产生“求治”政治心理的源泉，只有感受到民主共和的夭折才会产生“求治”政治心态。 辛亥革命的发生、发展赋予了人们基于生存本能的最低精神价值取向，即独裁专制的反动性和民主共和的进步性。重要的不是人们真正理解了民主共和，而是普遍（至少是感性认识上）接受了民主共和的正确性、进步性。维护民主共和便成为了人们最低的政治价值要求。“民国”的招牌几经曲折却能够保留下来，便是对它基本认同的证明。所以，“求治”便成了对“民主共和夭折”的政治心理的反应。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要真正解决“求治”问题就必须保证先进上层建筑在落后经济基础的中国的巩固和发展。关键在于“求治”者们必须“能够在任何时候、任何问题上正确地判断群众的情绪以及他们的真正愿望、要求和想法，能够不带半点虚伪的臆测来确定群众的觉悟程度，确定群众受了某些旧偏见和旧残余多少影响、能够用同志的态度对待群众，关心满足群众的要求，以此赢得群众的无限信任。”而能够真正做到这一点的只有中华民族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最关键因素之一，便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而这要归因于“求治”政治心态，是它促使先进的中国人终于找到了中国的真正出路。在这里肯定科学社会主义并不是说资本主义已失去了在当时中国的进步性，而是指两者相较社会主义更适合中国国情，因为它适应了人民要求，而科学社会主义的上帝就是人民，所以，时代选择了科学社会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