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鼎革士子的政治选择及其对革命的认知(4)

    另一个较为典型的例子是周钟岳。周钟岳是癸卯科f 1903年）乡试解元，1904年入京会试落第，转而赴日本留学习速成师范，一年后又转入早稻田大学习法政，游学日本成为其事业的转折点。1907年初奉调回滇襄办学务，颇受滇提学使叶尔恺器重，一身担二任，既为掌务公所普通科科长又为两级师范学堂教务长，前后任学务公所普通科科长三年多，两级师范学堂教务长四年多。宣统三年f 1911年）六月，周氏为提学使委派为云南代表参加中央教育会，在京除出席中央教育会外，和在京滇籍官员为界务、矿务、铁路等事奔走。八月底听说武昌失守事时，周氏搜检行李回滇，对武昌起义没有发表任何评论。周氏于农历九月二十二日晚到达昆明。不顾旅途疲惫，径直往军政府访李根源，显然是希图在新政府中谋一职位。李根源和周钟岳同为赵藩的学生，有同门之谊，遂把周氏引见给蔡锷。因为和李根源有同门关系的缘故，周钟岳入军政府后身担数差。从周钟岳的举动来看，其对辛亥革命反应甚为平淡，最为关心的还是自己的切身利益问题。

    上述所举诸例较具代表性。此外，还有秦光玉、钱用中、吴良桐、宋嘉俊、萧瑞麟、覃宝珩、郭燮熙、张肇兴、陈文瀚、刘润畴等，都顺利地进入民国，再次官丁民国。这应该是大多数士子所具有的情况。这从熊廷权所写的（（山民归十三友雅集图序》中亦可以得到证明。该序为赵藩在民国十三年f 1924年）组织的一次招燕清季一同在蜀做官的13位同乡的雅集所拍的照片而作，序中记录了13位清季在蜀做官的士子进入民国以后的仕履惰况：辛亥革命后，他们“或复以当道推挽，再为冯妇，或不日‘坐困复以职事，之粤、之黔、之京、之沪，或一再之蜀，以求有裨丁时于国，而终不得当，乃惘惘归，归后不期而聚于省城。”

二、士子眼中的辛亥革命

    民国取代清朝本身具有远比以往朝代鼎革更为复杂的内容，这使得清季士子进入民国亦有着更为宽绰的进退空间。无论从心理上。还是从社会政治环境上来说，士子都比较容易进入新社会，找到位置，并较快地融入民国生活，以至丁．真正为清朝殉节的士子实在风毛麟角。云南士子对张舜琴殉清一事的评论亦可以作为他们之所以坦然面对新朝最好的注脚。

    在辛亥革命发生的时候，云南士子中仅有二人为大清殉节者，其中一人为湖南人在云南做官，名胡国瑞，辛亥革命发生时为大关厅同知，闻变后，跳井自杀。另一人为云南人，名张舜琴，从事滇中教育40年，先后担任昆明训导、太和训导、宁府教授、育材、五华、经正各书院监院、学务公所科长、议绅及女子师范校长等职。张舜琴在清末并不是一个思想保守者，袁嘉谷说当时“滇中风气闭塞，甲午以还，始稍稍习新图书。而乡人或目为怪异。”张舜琴监理书院“独扶掖而奖进之”，甚至外国教习“亦奉先生为正人君子而师之。”张舜琴殉清亦可见懦家纲纪思想在士子心中的地位，正如余英时先生在《方以智晚节考）卜书中所提到的，20世纪初叶中国“传统”的解体首先发生在“硬体”方面，最明显的如两千多年皇帝制度的废除，其他如社会、经济制度方面也有不少显而易见的变化。但价值系统是“传统”的“软体”部分，依然存在，并且直接规范着人的思想和行为。

    由于张舜琴在士子中声望较高，所以其死引起了士子广泛关注，议论纷纷。议论虽是针对张舜琴之殉清而发，实则反映了士子自己对于辛亥革命和民国的认知。大部分士子皆认为张舜琴死得甚无谓，理由有三：L辛亥革命是排满而复汉，与齐襄复仇之义合，人情之所同也；2易专制为共和，无事二姓之嫌，虽出仕可也；3清帝虽退位，皇室无恙，天禄未终，君存与存，亦义之宜也。由此可见，在士子眼中辛亥鼎革与以往的异姓革命已不可同日而语，不仅存在满汉之分，新1日之别，而且清朝特殊的结束方式也使士子更容易接受民国。在很多士子眼中，民主共和政府不过是大清朝的合法继承者，而清帝不过是实行了禅让，所以进退是可以很宽绰的。这点从近代著名的翻译家林纾的言论中也可以得到印证。有学者指出林纾认为辛亥年间的鼎革之变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是革命推翻了大清，而是大清咸全了革命。当宣统颁布逊位诏书，林纾曾写过这样一首感事诗：“数行诏墨息南兵，毕竟收场胜晚明。终赖东朝持大体，弗争闰位恋虚名。伏戎颇已清三辅，定鼎还劳酌二京。最是故宫重过处，斜阳衰柳不胜情。”|1”可见，民国的建立是承继大清而来是当时颇为流行的看法。又如袁嘉谷后来曾向弟子施章解释自己在辛亥鼎革时没有恪守忠孝大节而殉清的原因，说道：“后复督学浙江，值辛亥革命，陈小圃师自山东函余内中有云：‘余与老弟值此进退两难之际，丁风教有关，老弟如何处置？’我则打定主意辞官回滇务农。因人心已去，一木难支，兼之我家有老母，清亡与宋明之亡不同，所以也不能死节。此乃由我的和平性格所致也。小圃先生当时还在上海，从岑春煊鼓吹北伐，期君为尧舜，上折子请宣统实行唐虞禅让之礼，因袁世凯弄权，使清帝不能全禅让之盛举。我则对不起满清，只有回家，己不敢于此进退两难之际，尚出风头。”值得注意的是，袁嘉谷除了认为是自己的平和性格使然外，还因为清亡不同于宋明之亡，不必殉节。这当然不能简单地判定为是袁嘉谷为自己的苟且强作解释，其实也说明在很多士子眼中民国与清朝有着某种继承关系，民国并没有那么难以接受。

    一方面，由于民国是以革命党、清皇室和袁世凯北洋集团三方相互妥协的特殊方式建立的，这样的温和方式使很多士子更易于接受民国；另一方面，袁世凯独揽大权后，大量延揽前清1日人进入民国政府，使民国与清朝的关系比较特殊。正是这一政治局面使士子更易于接受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