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鼎革士子的政治选择及其对革命的认知
辛亥革命网 2011-03-18 00:00 来源： 作者：赵蕊 查看：
按照革命党后来的叙述编成的民国史，清朝不仅是革命党所推翻，而且付以时势所趋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受此观念影响，把共和代替君主制视为理所当然，而忽视了朝代鼎革之际，士子的心理感受和行为方式。其实，朝代鼎革，受忠孝仁义儒家思想熏染的士子总要经历一番痛苦的挣扎，尤其是明清以来，儒家思想中纲纪的内容更被统治者推崇至无以复加的地步，使忠孝仁义思想深深置入士子脑髓。所以明清鼎革时，发生了很多可歌可泣为明朝殉节的壮举。苟活于世者也多为遗民逃禅，不与清朝发生关系。但在辛亥鼎革时。这一情况却少有发生，即使自况为“遗老”、。遗民”者，其身份界定亦大有讨论余地。大部分士子都以积极的姿态融入民国，其中曲折甚有探讨之处，时至今日仍为学界所忽视，并未把士子进入民国的过程以及所经历的心路历程看作一个问题。然而。探讨这一问题可以重新审视辛亥革命，并加深对民初社会复杂性的认识。因此，笔者不揣谫陋，试图就此问题略作探讨，以就教于学界先进。
一、清季士子的政治选择辛亥鼎革，除了少数抱覆清之志的革命党外，大多数清季士子还是属丁局外旁观者。他们依附于清朝政权，清朝大厦一旦倾覆，他们将要面临政治选择。但毕竟此次鼎革与以往异姓革命己迥异其趣，具有远比以往朝代鼎革更为复杂的内容，因而，当士子做出出与隐的选择时，情况会变得更为复杂。以云南绅耆为例，大体可将其分为以下四种类型：
(|一）出隐之间
举凡改朝换代之际，辄有遗老遗民涌现。清朝灭亡，虽也涌现出了一批遗老遗民，但真正怀抱复辟的政治目的者已不多见，更多的只是为了保守固有文化。最多也只能视为文化遗民。|就云南士子而言，坚持守节者并不乏人，例如：翰林罗瑞图对革命党相当抵触，革命后坚决不剪发，亲故中凡从事革命者皆回避不敢见；甚至还有以身殉节者，如张舜琴，在滇省重九起义几天后，从容仰药以死，一度引来世人热议f关于此节后面将详细论及）。反应如此激烈的士子实是凤毛麟角，因不够成结构意义上的群体分类判断，所以在此不作为一种单独的类型加以讨论。而更为复杂的情况是，即使自己以“遗民”自况，时人也视之为“遗老”，但就实际情况看，其身份界定仍很难以传统之“遗老”、“遗民”定性。在此点上，陈荣昌就比较典型。陈在鼎革时，认识到共和已成为不可阻挡之潮流，便希望在共和与清王朝之间找一个平衡点：或由清朝的臣子来实现，皇室则实行禅让，主动宣布共和，达到两全其美的结局。这样既无事二姓之嫌，又可以开千古之创局。他一度上奏朝廷，希望朝廷比美唐虞，效尧舜之禅让，主动宣布共和。事不成后，又想借助既为大清臣子又是其推崇备至的岑春煊之力实现共和，多次致信赋闲上海的岑春煊要其出山成就千古之业，因岑春煊无法做到而归于失败。陈荣吕由此产生退隐想法。后经亲友的迭次劝说最终做出退隐决定，并表示要“为大清之遗民，为中国之良民”，只是表示不愿做官而已，态度相当缓和，和革命派的关系也相当融洽。革命派一再请其出山，陈屡屡拒绝，陈的这种姿态一度受到了媒体的称颂。在时人的眼中，陈也成为了品节高尚的遗老。而陈也在极力构建自己“遗民”的形象，一方面迁居乡村，潜心著述，课读子孙；另一方面尽量拒绝当道的敦请。但实际上，陈虽避居乡下，内外交往依然繁密，不仅当道不时拜访，对其生活关怀备至，而且陈也有限参与各种活动，进步党成立，列名进步党参赞之职，还是辑刻云南丛书的名誉总纂，护国运动时又任军政府参赞，在给龙济光的信中他也列名其中，等等。同时，陈和岭南的遗老们也有所往来，如丁仁长、张学华等。他们不时书信来往，内容则仅就诗文创作进行切磋而已，和岭南遗老们的政治态度也颇有距离。像陈荣昌这样在出隐之间，身份尚难界定的士子还有李坤、施汝钦、蒋谷等
。 有的士子退隐则是有不得已的苦衷，并不表示其消极的姿态。例如王玉麟，民国建立，一度出任云南军政府民政司司长，可任职不久就辞职退隐。其实王玉麟辞职与亲家谢宇俊多少有些关系。谢宇俊清末时镇压革命党，入民国以后，受到革命党鄙弃，王玉麟多次为其排难，有感于亲家遭遇而毅然退隐，对此媒体有所推测：“盖其退隐之志早萌芽丁回滇之日，初不欲以桑榆暮境而当劳怨之冲，徒以为前清名宦历任繁富各缺不少尽义务，丁民国则不利之处所在多有，为公亦所以为私也！”可见，由于新|同瓜葛难以厘清，而T脆退隐，对于民国并不存在任何消极的思想。王玉麟退隐后仍然积极从事地方事务，创办学会，为维系旧学而努力。 而有的士子在辛亥革命发生时充满了恐惧，对前途茫然而不知所措，但退隐了一段时间后，慢慢地也接受了民国。例如张学智，辛亥革命发生后，避地上海，与一同避乱的同乡有很多诗酬唱和，多有亡国之音，情绪低落。后来回到昆明，在1917年时，被督军公署聘为名誉顾问，开始融入民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