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鼎革士子的政治选择及其对革命的认知(3)
辛亥革命网 2011-03-18 00:00 来源： 作者：赵蕊 查看：
（三）与清廷疏离。顺应革命型
这一类士子往往认为辛亥革命与历代易姓革命不同，不存在名节问题，坦然面对新朝。这样认为的士子，一般在清末时政治态度就比较激进，对清廷立宪的表现十分不满，从而不同程度离异于清政府，但并没有参与革命党反清活动，属于立宪派型。例如李增和段宇清都为云南谘议局议员，在辛亥革命发生前一直在京为矿权、路权、边界等诸问题奔走呼号。清末为了废除隆兴矿约，争回矿权，滇省绅士成立矿务调查会，李增在此事上态度尤为积极，为了使外务部废约，李增主动请缨赴京运动。时为云南谘议局副议长的段宇清因谘议局联合会的邀请入京，实则想借此机会联合各省谘议局为云南助力。两人均在宣统三年( 1911年）五月入京。在京活动期间，李增与段宇清与在京的顾视高、杨觐东、张之霖出力最多，但当屡屡碰壁，清廷总是敷衍了事时，诸人就对清廷牢骚满腹，产生了不满。段宇清在写给滇省谘议局的信中就时常抱怨政府的拖沓懈怠。迨四川保路运动发生，川督赵尔丰逮捕川省议员罗伦、蒲殿竣等人，并得到清廷的支持。李增和段宇清甚至站在四川议员一边，坚决支持四川议员，要求清廷妥善解决，态度相当激烈。因而，在辛亥革命发生时，他们便顺势而转向民国，对清廷没有多少留恋了。
陈度是甲辰( 1904年）恩科进士，辛亥革命发生前，被度支部派回滇任云南造币分厂总办，不久滇省发生重，L起义，陈度于革命后被军政府延聘，先后任外交司司长和云南造币分厂厂长兼清理大清银行，皆充要职。对于民国，陈度甚至接受了革命派宣传的反满即为了恢复汉族统治的观念，在诗里写道：“人心久思汉，改革义旗挥，涛声大江怒，云瑞南天开，重阳风雨夕，枪声动春雷，还我旧河山，赤帜飚六街（辛亥革命军起，滇响应之，亦于九月初九日光复滇省）。”『1而且认为：“历代之亡以有清为最善，其帝号犹在也，帝室犹存也。不过变统驭之权与政治之体，执国政者既非杀吾君而君吾民，岂易姓受俞之可比哉！”|51不仅自己这样认为，而且他还写信给当时正避乱于上海的好友张学智，劝其回滇，并写诗寄怀，诗云：“江海涛声动天地，问君小住胡为乎？人间世上今何似，归来去兮邻不孤，新国讦谟知孰健，故乡事业要人扶，或须更结林泉约，十万可能买宅无？”|61表现出对民国充满希望，勉励张学智回滇干一番事业。
（四）无所谓型
这一类型士子，与第三类型士子一样，也是顺应革命，积极拥抱民国，但不同的是，他们对辛亥革命反应平淡，对清廷的覆灭表现出冷漠的态度，关心的更多的是如何能消弭变乱，稳定秩序，以及自身利益有没有保障等实际问题，颇有投机之虞。当时，大多数士子属丁这一情况。他们中不乏清廷的高官。以下数例可以加深我们对无所谓型士子的认识。
袁嘉谷是经济特科状元，在辛亥革命发生时任浙江提学使。从他当时的日记来看，对于武昌起义的反应不是很强烈，甚至在浙江绅士召开的谘议局会上“主张剪发，改中华国，用黄帝纪年，以消众谋。”言下之意即为了防止变乱，造成破坏，可以主动赞成反正。在开会的第二天杭州反正，袁嘉谷让家眷先行至上海，自己留下处理手头之事。何去何从。一时也颇是为难，在日记中写道“嗟乎！望古遥集，吾谁适从哉！”最后还是选择了离开，至上海与家眷团聚。在上海听说云南丁农历九月初九日反正，“秩序尚佳，亦慰心也。关心的首先还是秩序是否安定的问题。在上海时，与张学智、老师陈荣昌相遇，一同渡岁。
值此忧患之际，袁嘉谷甚至有心情为其次子丕佑完婚，亲家为舒良弼。舒良弼是光绪乙酉年（1885年）举人，会试屡试不第，后得奖内阁中书。辛亥革命发生前，其一直在京供职，先后供职于内阁、礼部和海军部。袁嘉谷和舒良弼两家人都先后避地上海，相遇后，很耐人寻味的是，两家人竟于农历正月十六日f 1912年3月4日）备办酒食，宴会宾客，为子女完婚。在清祚告终之时，作为清朝的大臣，仍然有心情为儿女办婚宴，二人对清朝的感情之淡亦可想见。之后，两家人一同回滇，一到昆明，袁、舒二人便专门谒见都督蔡锷，过后才各自回乡探亲。几个月后，袁嘉谷因被军政府聘为参议，回到省垣。1913年国会开，选为参议院议员。舒氏则在鹤庆与到迤西处理西事的赵藩、李根源往来密切，“朝夕得与讨论国计民生，到处调查地方利弊，越数日同赴松桂赶骡马会，又乘舆同游鸡足山寺院，登绝立足观望。”f见舒良弼著《梦觉纪略》第14页，民国10年印）舒氏还积极参加民国初年的议会政治，参与选举，不仅对进入民国完全没有障碍，而且很快融入民国政治，对清朝则没有太多眷念。
